胡小石（1888—1962），名光炜，字小石，号倩尹，又号夏庐，斋名愿夏庐，晚年别号子夏、沙公。祖籍浙江嘉兴，出生于南京。国学大师，兼为文字学家、文学家、史学家、书法家、艺术家。於古文字、声韵、训诂、群经、史籍、诸子百家、佛典、道藏、金石、书画之学，以至辞赋、诗歌、词曲、小说、戏剧，无所不通，尤以古文字学、书学、楚辞、杜诗、文学史最为精到。
手持长剑讲《楚辞》
“名师出高徒”，胡小石的老师也非等闲之辈，他不是别人，正是两江师范学堂的创始人李瑞清（李号梅庵，又号“清道人”）。毕业后，经李瑞清介绍，胡小石赴上海明治大学任国文教员，后辗转北京、武汉多所高校，于1924年出任金陵大学教授兼国文系主任，后又任中央大学文学院教授、系主任、院长等职。到1962年去世前，胡小石一直站在讲台上教书育人，执教五十余载，门下桃李无数。
“教学相长”，大学教师必须教学与研究兼备，通过教学发现问题可以促进研究，通过研究分析问题反过来也能促进教学。优秀的大学教师，一般既是称职教师，也是合格学者。胡小石亦是如此。他是学子的好导师，“老师一贯诲人不倦，平时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热情关怀。学生遇有问题向他讨教时，他总是非常高兴，喜欢用明快、生动的语言来拨开迷障，让你豁然开朗，每次都会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有一次讲读《楚辞》胜景让学生们难忘：胡小石身着长衫，手持长剑，缓步上台，站定后举剑曰：“剑，能陆断马牛，水击鹄雁，当敌力斩。自古名士多爱剑，屈原也不例外。”言罢，胡小石突然“嗖”地一下拔剑出鞘，剑锋寒光逼人。
尽管记忆惊人，学富五车，但胡小石始终严谨治学，无论备课或者撰文，都一一查对原文，决不单凭记忆。即便那些教过数遍的课，他仍认认真真从头备起，并将上课前一天的晚上专门用于备课。他的弟子周勋初曾撰文追忆道：“南京号称长江三大火炉之一，夏夜的闷热更是令人难以忍受，我曾多次看到先生夏夜伏案备课……那种挥汗疾书的动人景象，毕生难忘。”
“聪明人要用笨功夫”，这是胡小石的自律，也是他对学生治学的告诫。他的学生王季思有次将自己一篇论文送请胡小石审阅。该文评析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王季思用张华“平关之役，利在获二俊”之言诠释“论功若准平关例，合著黄金铸子昂”二句。胡小石看完后，认为这一典故仅注解了前一句，后句却未有着落，建议他去查《国语》一书，并语重心长道：“聪明人要用笨功夫。”王季思遵嘱查阅，方知后一句乃是用了《国语》中勾践用黄金为范蠡铸像的典故。后来成为知名学者的王季思始终铭记恩师胡小石这一教诲，并常以此事此语告诫后学。
不忍擦去的精妙板书
教书、治学只是胡小石的功业，他本质上是位典型的中国传统优秀文人。才学方面，胡小石不仅是国学大师，还是著名的诗人、书法家。早年，经李瑞清介绍，胡小石跟随清末诗坛“同光体”领袖陈三立学诗，曾被陈三立赞道：“仰追刘宾客，为七百年来罕见。”胡小石一生作诗众多，旨趣神妙，风调隽美，“于诗，潜心陶谢与工部特深，又酷好谢翱，所作绝句，直追中晚唐。”他才思过人，诗文“立马可待”。1950年夏，陈毅在玄武湖畔约见南京文艺界知名人士。午餐过后，热爱写诗的陈毅请胡小石赋诗留念，胡略思片刻，即吟五绝一首：“千秋倾城酒，十里送荷风。更以吞江量，完成跨海功。”“大江滔滔入东海，我居江东；石城虎踞山蟠龙，我当其中。三院嵯峨，艺术之宫，文理与林农。思如潮，气如虹，永为南国雄。”这首气势磅礴的《金陵大学校歌》也是胡小石所作。
论书法，胡小石于篆、隶、真、行、草全面钻研，承接北碑气脉，博采众长，自成一体，世所公认“有老树枯藤之象，有万马奔腾之势”，为南京不少地方，如梅园新村的“中共代表团原址”、南京博物院、鼓楼的曙光电影院等题过名。有些“夸张”的是，胡小石写在黑板上的板书都是书法精品。某次胡小石讲座中途要更换板书，有位同学上前欲擦黑板，台下突然响起一片“不！不要擦”的喊声，原来在座的师生实在不忍擦去那般精妙的板书。胡小石还在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开课讲授“中国书法史”，这是中国大学中最早的书法教育，也是民国时期最高形式的书法教育课程。
作为文人，胡小石生活情趣丰富高雅，曾自云：“平生有三好，一好读书，二好赋诗挥毫，三好东坡肉。”授课之余，他常邀学生，或去城南城北老字号菜馆品尝佳肴，或去清凉山饮茶品茗，或到秦淮河畔吃小摊。在上世纪40年代，胡小石还曾自创一道菜，人称“胡先生豆腐”，至今载于“金陵菜谱”，并命名了南京清真馆“马祥兴”四大名菜之一的“美人肝”。有次，胡小石去马祥兴就餐，去得有些晚了。馆里没啥其他原料，只剩下些鸭肝、鸡肝、鹅肝等。厨师便只好用这些肝做了一碟菜，不料胡小石吃后赞不绝口，将其命名为“美人肝”。
除了“贪图”美食外，胡小石还酷爱听戏。抗战前苏昆剧班来宁演出，他每场必去，并与黄侃合买数十张戏票，邀请学生同往，以撑场子，还尽其所能资助潦倒零落的艺人。南昆艺人因此特别敬爱胡小石，称他是昆剧的“保护人”。
如果只是才华、兴趣过人，而在品德方面不能作出表率，甚至有所污垢，那这样的人只能称得上是“文艺青年”，杰出文人最重要的是“立德”。胡小石即是如此，他和当时大多数文人一样品性正直，在政治上持中间立场，只问是非，不问党派，对国对民满腔热爱。
早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课时，胡小石与同校任教的李大钊相识，并十分投缘，过从甚密，晚上常常去李大钊家中闲谈，后曾对学生程俊英说过：“守常（李大钊字）兄是一位爱国爱民的学者，他整夜伏案写文章，想用马克思理想的共产主义救中国，达到世界大同的境界，我钦佩他，欢喜他，他是我的一位益友。”胡小石辞职南返前，李大钊前往送行，并一起在学校大礼堂前假山上摄影留念，后来还曾专门登门拜访胡小石。1927年4月，李大钊就义噩耗传来，胡小石“哀之甚至，其后辄形诸梦寐”。
“九·一八”事变后，胡小石目睹外患日深、民不聊生，常有忧国伤时之诗。对于权贵，胡小石向来不买账，哪怕是最高领袖。1946年，蒋介石六十寿辰之时，朝野各色人等竞相献媚，或撰颂辞，或献九鼎。当时有一“民意机构”派人与胡小石商洽，许以重金酬谢，请他为蒋介石六十寿辰书写寿文。此举可谓一箭双雕，其一因为胡小石是名满天下的“部聘教授”；其二因为胡小石无党无派，又是著名书法家，请他写寿文，既有文气、名声，又确具“民意”。然而来人刚一开口，胡小石便满口回绝。来人很是不解地问：“前时美军将领史迪威逝世，那次公祭典礼上的祭文，不是由先生写作的么？”胡小石回答道：“史迪威将军来中国帮助我们抗战，所以我才为他写祭文。再说，我只会给死人写祭文，不会替活人写寿文。”来人闻之变色，只得悻悻而去。
1949年初，国民党溃退时，行政院下达“国立院校应变计划”，企图强迫中央大学南迁广州或厦门、台湾。中央大学接到教育部密电，校长周鸿经随即委派教务长罗清生、地理系教授胡焕庸等分赴广州、厦门、台湾寻址，同时加紧布置物资、人员的疏散。1月21日，校务会议做出“以不迁校为原则”的决议，同时成立由校长，教务、训导、总务三长，各院院长、系主任以及各院教职员、学生代表等21人组成的应变委员会。1月23日，周鸿经在行政会议上抛出迁校厦门的提案，遭到大多数教授反对。物理系主任施士元把一个墨水瓶从科学馆二楼楼梯上摔了下去，当即摔得粉碎。很多仪器已经装箱，但教授们坐在箱子上，不准抬走。无计可施的情况下，27日，中大校长周鸿经、训导长、总务长三人弃职而去；31日，教授会投票选出梁希、胡小石、郑集等人组成“校务委员会”，主持校政。胡小石临危受命，挺身而出，担任常务委员。校务维持委员会成立后，即向李宗仁政府提出“撤查校长周鸿经”、“拨发应变费及粮食”、“释放被捕学生”等要求，胡小石与梁希、郑集等人多次赴总统府交涉。时任教育部部长陈雪屏在中央饭店宴请校务委员会成员，再三强调“不派校长，由校维会治校，在大学史上查不出根据”，试图让胡小石出任中大校长。胡小石风骨凛凛，严词拒绝，并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公开表明自己态度。
面对风云变幻的大时代，胡小石最终跟吴有训、竺可桢、陈裕光、吴贻芳等当时大多数教授、文人一样基于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选择留在了大陆，期待“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