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家福
雅望清标、耆年宿学陈三立先生(1853—1937)，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义宁(今修水)人，1853年出生，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国学大师陈寅恪之父，1886年进士，散馆编修，吏部主事。先生才识通敏，少有大志，受乃父影响，赞康梁新政。1898年，戊戌变后，陈氏父子同被革职。先生侍父卜居南昌西山。1904年先生任三江师范学堂总稽查，1924年与泰戈尔晤面，喜获赠书。1936年与胡适之获邀代表中国出席伦敦国际笔会，未克成行。1937年日寇发难卢沟桥，陷平、津，先生义愤填膺，拒服药食五日，溘然长逝，享年八十五岁。
革故鼎新 与时俱进
1882年(光绪八年)，先生参加乡试，因深恶八股文，未按考场规定文体(八股文)，而以己所擅长之散文体答卷。其卷初选遭弃，后为陈宝琛主考发现，大加赞赏，从落第卷中抽出，选为举人。
1886年，先生赴京参加会试，中进士，授吏部主事。鉴于吏部弄权，积重难返，先生虽有经世大志，却难以布展。1895年，乃父陈宝箴授湖南巡抚，时值甲午战后，国弱民贫。乃父欲以湖南一隅为天下先，植富强之基，树固邦之本。先生为辅乃父实现抱负，毅然弃吏部主事职，侍父赴湘上任。父子联手，效法日本明治维新，兴办时务学堂、武备学堂、算学馆、《湘报》等，罗致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等维新志士，湘中风气为之一变，遂成全国维新运动之中心，其间先生出大力焉。他与谭嗣同、吴保初、丁惠康并称“维新四公子”(或谓陈三立、谭嗣同、吴保初、陶葆廉为“维新四公子”)，名噪一时。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起，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受屠于北京菜市口，乃父陈宝箴因保荐“戊戌六君子”中之杨锐与刘光第于朝、延梁启超兴教，且倡行新法得罪而被革职，“永不叙用”，先生亦被横加“招致奸邪”罪而同遭革职，其政治抱负，付诸东流矣。此后，陈氏父子卜居江西南昌西山，筑靖庐以安身。虽寄情于山水，却难掩心中难言之隐，往往深夜孤灯，相对欷歔，不能自已。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先生移居金陵，乃父陈宝箴在西山寓所被慈禧秘密赐死。
1904年(光绪三十年)，先生奉端方命，与缪荃孙、方履中共同整顿三江师范学堂课程，并被委以该校总稽查之职。力使课程设置能适应强国富民之需。其时先生颇有“教育救国”之志，然清廷慈禧掌权，腐败至极，朽木难雕，庚子联军乱后，开复原职。先生早已心灰意冷，坚谢未就。
1911年，民国肇兴，先生虽不满武昌起义民军，移居沪上，但却能洞察一姓难再兴之理，主民主共和政体为我中华数千年历史创局、与历代王君易姓有殊之论，故时与当世英杰有为之士相往还。
1922年(民国十一年)，先生与梁启超晤叙金陵，低回往事，不胜感怆。语及梁之弟子蔡锷，先生谓梁曰：“松坡昔年报考时务学堂，年十四，文不通，已斥，余因其稚幼特为录取，后从子学半载而大成，今其人往矣，不可复得。”此乃先生深赞松坡之力反袁氏帝制，而又痛惜松坡功业之不竟也。
文坛大师 诗坛祭酒
先生出自书香门第，诗礼传家，天资颖悟，博览群书，国学根基深厚，诗文巍然成家。近人汪国垣(辟疆)先生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推先生为“及时雨宋江”，实即同光体诗坛祭酒也。
先生论为诗之法曰：“应存己。吾摹乎唐，则为唐囿；吾仿夫宋，则为宋域；必使既入唐宋之堂奥，又能超乎唐宋之藩篱，而不失其己。”故其为诗，融以至性，泽以至情，令人清心悦目，感人肺腑，读后回肠九曲，终生难忘。其论为文之法曰：“应割爱。由篇审段，由段审句，由句审字，必使词不泛设，字无虚砌。”故先生所为诗文，一句一字，皆经千锤百炼而出，斯能精魂相接，冥与神会。晚年诗文，弥自珍重，不轻下笔。其碑铭传志之作，设非其人，虽致润笔数倍于常，亦终不可得只字。至于题赠之什，纵友朋之情难谢，于不可其人者，宁自誓永不作诗，以坚拒之。《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论语》曰：“君子人欤?君子人也!”愿为先生三复诵之。昔年印度泰戈尔来游吾国，尝与先生合影留念。华、印两诗人，各为其本国之泰斗，比肩一帧，接迹重洋，诚近代中印文化沟通之佳话，乃国际诗人罕有之幸事也。
先生为学，综观百家，著述弘富。《散原精舍诗集》上、下卷，《续集》上、中、下三卷，《别集》一卷，《散原精舍文集》十七卷，为其代表。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陈伯严吏部，义宁抚军之公子也。与谭浏阳齐名，有‘二公子’之目。义宁湘中治迹，多其所赞画。其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醇深俊微，吾谓唐宋人集中，罕见伦比。其《赠黄公度》一首：(作于1898年)‘千年治乱余今日，四海苍茫到异人。欲挈颓流还孔墨，可怜此意在埃尘。劳劳歌哭昏连晓，历历肝肠九更新。同倚斜阳看雁去，天回地动一沾衣。’”
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京师，先生赋七律《书感》以抒愤，其诗曰：“八骏西游问劫灰，关河中断有余哀。更闻谢敌诛晁错，尽觉求贤始郭隗。补衮经纶留草昧，干霄芽蘖满蒿莱。飘零旧日巢堂燕，犹盼花时啄蕊回。”
《园居看微雪》：“初岁仍微雪，园亭意飒然。高枝噤鹊语，欹石活蜗涎。冻压千街静，愁明万象前。飘窗接梅蕊，零乱不成妍。”郑逸梅《艺林散叶》：“王蘧常于同光体中，极推陈散原用字之新奇，如‘冻压千街静’，此‘压’字为人意想不到。”
《十一月十八夜发南昌月行江舟》(四首选一)：“露风如微虫，波势如卧牛。明月如茧素，裹我江上舟。”
《夜渡宫亭湖》：“满枕轰轰汩汩声，飞舟一夜指吴城，乐公袖卷波涛去，看取珠宫明月生。”
狄葆贤《平等阁诗话》：“伯严吏部有《发南昌月行江舟》五绝云云，奇语突兀，二十字抵人千百。又《夜渡宫亭湖》七绝云云，隽逸处飘飘欲仙，是豫章山水有数文字。余随侍先君子，屡次道出其间，读是诗益令人流连慨慕也。”
忧民爱国 彻始彻终
先生受乃父影响，年少目睹西方列强入侵，内忧外患，国事日蹙，萌生忧民爱国之心。
1895年，先生有感于读圣贤书，所学何用，毅然弃吏部主事职，侍父奔湘，襄理政务，与谭嗣同、梁启超诸维新同道，施行新政，惠民救国。
1895年，甲午战败，李鸿章赴日签订《马关条约》，丧权辱国，先生闻讯，激愤难平，致电张之洞，“吁请诛合肥(李鸿章乃安徽合肥人氏)以谢天下”。
1898年戊戌变后，遭革职，寄性于文，寄情于诗，以气节相砥砺，其幽忧郁愤，与激昂磊落慷慨之情，无所发泄，则悉寄之于诗。世或仅以诗称先生，实为深知先生者耶?欧阳竟无论先生曰：“其彻始彻终纯洁之质，古之性情肝胆中人，发于政不得以政治称，寓于诗亦不以诗人概也。”斯言允矣。
1932年1月28日，日寇侵我淞沪，占我闸北，先生居牯岭，日夕不宁，于邮局订阅航空沪报，每日望报至，至则读，读竟则愀然若有深忧。一夕忽梦中狂呼杀敌，全家惊醒，于是宿疾大作，其爱国热情类如此。
1937年7月，日军发难于卢沟桥，平津陷敌，先生忧愤疾发，拒服药食而终，寝疾时，辄以战讯为问，有谓中国终非日敌，必被征服者，先生愤然斥之曰：“中国人岂狗彘不若，将终帖然任人屠割耶?”背不与语，呜呼!得先生者，使其得时位，必将改革以致太平，不幸不得志，而牢愁抑郁，既一寓之于诗，乃至于发愤，以丧其生，可胜痛哉!
徐悲鸿绘《陈散原像》
徐一士《谈陈三立》文中称先生曰：“雅望清标，耆年宿学，萧然物外，不染尘氛，溯其生平，盖以贵公子而为真名士，虽尝登甲榜，官京曹，而早非仕宦中人，诗文所诣均精，亦足俯视群流。”
综观先生一生，铁骨铮铮，人品、诗品、文品至高。士林巨人，后学楷模，千秋万代，为世所仰。
中央大学南京校友会、中央大学校友文选编纂委员会编：《南雍骊珠 中央大学名师传略再续》,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