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荃孙与三江师范学堂

史梅 李丹

引子

教育改革是清末新政的重点之一，特别是“庚子事变”之后，办学堂开民智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已经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迫于内外形势，下令各省改书院为学堂，次年又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将学校教育分为初等、中等和高等三等七级，形成了较为完备和系统的教育制度。

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光绪二十七年（1901）七月，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与担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联名上奏《湖广两江总督会奏三疏》，提出“育才兴学之大端”四项。ⁱ光绪二十八年五月（1902），刘坤一在写给张之洞的信函中更力主兴学“应从师范学堂入手”。ⁱⁱ二人由此达成共识:兴学育才的主要困难是师资匮乏和资金短细，而开办高等师范学堂，不仅可以为各级学堂培育师资，而且更可比办高等学堂经费减省一半。此后刘、张两人先后上至办学奏折ⁱⁱⁱ，终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一所专门为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培训师资的新式学堂一一三江师范学堂正式开学。学堂模仿当时的日本教育体制，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办学方针，是清末实施新教育后规模最大、投资最多、设计最新的一所师范学堂，也是中国近代最早设立的师范学校之一。它不仅是三省(江苏、安徽、江西)的最高学府，其规模甚至可与北京的京师大学堂相媲美，两者曾被日本东亚同文会并称为“清国之两所大学校”，也是“中国师范学堂之嗃矢”。^iv

在三江师范学堂的创办过程中，有一位重要人物不容忽视，那就是第一任总稽查缪荃孙。缪荃孙(1844-1919),字炎之，一字筱珊，晚年号艺风，江苏江阴人，晚清著名学者。光绪二年(1876)进士。曾任清翰林院编修、清史馆总第，历主南菁、泺源、钟山、龙城等书院及湖北自强学堂讲席，并创办南京高等学堂、江南图书馆及京师图书馆。光绪元年(1875)入四川学政张之洞幕下，曾协助张之洞撰《书目答向》一书并办理文教事业。光绪二十二年(1896)，应张之洞之荐，主讲江宁钟山书院，自此开始在南京执掌书院和高等学堂教育连续达12年之久，先后任南京高等学堂总教习、江楚编译书局总纂、三江师范学堂总稽查等职。在对三江师范学堂的研究中，大多只提到缪荃孙任总稽查，至于总稽查的具体职务为何，即使在《三江师范学堂章程》中亦未言明。^v在对缪荃孙的研究中，则多集中在其文献学方面的成就，面对其教育方面的成就则着意不多。^vi事实上，缪荃孙一生不仅在学术上享誉天下，在教育上也堪称一代大师。就传统教育而言，他淹通古今，先后主讲南菁、钟山、龙城等书院，培养了许多杰出的人才；从近代教育来看，他更是精通时务，深谙学务，在高等教育中独树一帜。他是张之洞最信任的幕僚，是多位两江总督所倚赖的专家，是南京高等学堂的首任教务长，监管南京商、中、小三级学堂，是三江师范学堂的首任总稽查，负责学堂的各科课程，是江楚编译局总纂，为各级学堂提供教学用书。在执掌南京教育的十余年里，他筚路蓝绥，革故鼎新，一切草创，皆亲力亲为，为近代教育事业打下了基础，设定了轨迹。本文拟从缪荃孙与三江师范学堂的关系这个角度入手，以大量原始文献为依据，钩沉发徽，从四个方面探究缪荃孙在三江师范学堂创建和发展中的作用,既对缪荃孙的教育理念进行挖捆,亦对三江师范学堂的早期筹建过程做一梳理，从而对其在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进行更精准的评价。

一、缪荃孙与历任两江总督之关系

作为一所官办大学堂，三江师范学堂的创立，与当时的几任两江总督密不可分，从刘坤一到端方，都对三江师范学堂颇为用心。缪荃孙之所以能够担任三江师范学堂总稽查,也与这几位两江总督密切相关。为了能更清晰地展现缪荃孙在当时的地位，下文将对缪荃孙与历任两江总督的关系进行梳理。^vii

表1缪荃孙与历任两江总督关系表

从上表所列文献资料可以看到，这几任两江总督在三江师范学堂的历史上都发挥了重大作用。正是他们的呼吁与奏请，督促与推动，才促成了三江师范学堂的创建与发展。缪荃孙与历任总督皆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并且得到了他们的信任，在教育事业中委以重任。而缪荃孙之所以能够得到这几任总督的信任，要归因于张之洞。缪荃孙是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上的门下弟子，积极参与张之洞主持的学术活动，协助编攥过《书目答向》《顺天府志》等书。光绪二十二年(1896),张之洞聘请缪荃孙主讲南京钟山书院。在南京，缪荃孙的身份、地位都比较特殊。首先，他执掌的钟山书院是清代江苏书院之首，创办最早，声誉最隆，前后担任山长的大多是海内闻名的著名学者，缪也因此成为当时江宁乃至江苏学界、文坛的领袖之一，地位尊隆。其次，他与张之洞关系密切，在南京发挥着交通官府、了解舆情、联络士人的作用。张之洞对其评价非常高，在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上奏的《保荐经济特科人才折》中，他将缪荃孙排在第一位，称其“学问博雅，识趣端凝，讲求时务，

涉轻浮，其人品坚定，不染时俗噪竞之习，尤为可贵”^xxxiii。因此，缪荃孙也成为历代两江总督，如刘坤一、张之洞、魏光泰、周覆、端方等的座上宾，时而参与要政的谋划与决策。这几任两江总督，在《艺风老人日记》中山现频率极高，尤其是三江师范学堂的主要筹建与负责者刘坤一、张之洞与瑙方三人，更是频繁出现，在《艺风老人日 记》中，商谈学务” 谈学堂事”之类的记录更是比比皆是。

二、东游日本，考察学务    

甲午战败后，为了更好地效法日本，兴办学堂，厘定学制，清政府官员主张赴日实地考察。光绪二十七年(1901)冬，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曾特派罗振玉赴日本考察学务，搜集了有关日本学校教育制度的各种章程和统计数据。张之洞任职两江总督之后，立即着手创办三江师范学堂，并且在上《创办三江师范学堂折》之后的第二天，又专门派遣他最信任的缪荃孙率队前去日本考察。光绪二十九年(1902)正月至三月，缪荃孙以江南高等学堂总教习的身份，与江南高等学堂分教习六人及侍从三人，赶日本考察教育。此次考察的目的很明确，张之洞在临行前特地叮嘱缪荃孙:“考学校者周当考其规制之所在，尤当观其精神之所寄。精神有贯，规制亦徒存耳。”^xxxiv

由于此前罗振玉等人已经对日本的教育制度进行了考察，此次缪荃孙一行更重在对日本教育精神与理念的考察。在日本期间，除了考察参观东京的各类学校，还专门请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就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的性质意义等问题做了专门讲座。所会见的日本主要人士除嘉纳治五郎外，还有伊泽修二、大隈重信、长冈护美、竹添进一郎、内藤虎次郎等,这些人物都是日本当时教育界的主要人物。随行的柳诒徵在《我的自述》中这样说道：“到了日本，在东京高等师范听了许多日本的教授讲演教育原理、教育学、教授法、管理法,因此知道世界各国教育状况及许多教育家的理论。参观日本各学校，也看出他们办教育精神。”^xxxv

此次日本考察的具体内容，全部体现在归国之后缪荃孙编著的《日游汇编》一书中，此书在光绪二十九年由江南高等学堂发行。书前有缪荃孙光绪二十九年六月自序，内容分四大部分:一、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所做讲座的听讲录；二、各类学校统计表；三日本考察学务游记；四、日本访书记。

日本的学务考察，主要是为了汲取日本师范教育成功经验，从而用于三江师范学堂的建设发展。三月,新任两江总督魏光焘电召缪荃孙回国，商量开办学校事宜，缪荃孙一行匆匆结束日本的考察，于三月十四日回到南京。^xxxvi从缪荃孙出访日本的时间来看，与三江师范学堂的创办密切相关。其考察日本的最显著成果，就是归国之后对日本学制与日本教育类书籍的借鉴、学习与宣传，出版了大量日译本的教育书籍。

三、江楚总纂，编译书籍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清政府政治的腐朽，经济的衰败，教育的预废令人痛心。从最基本的国民教育来看，尚无一个全国统一的、上下衔接的学校教育系统。而同时期的日本教育，在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学制令”之后，已经开始在全国各地实施较有系统的学校教育制度，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引起了中国当时的留日学生及赴日考察教育的官员对日本教育制度，特别是学制的关注。他们通过中日教育状况的对比，颇感日本教育发达、体制周详，因而将许多有关日本学制的资料翻译介绍到国内来,以期效法。在20世纪最初的几年里，中国掀起了日文西书转译的高潮。据钱存训统计，光绪二十六年(1900)前的中译日文书共86种，而光绪二十八年(1902)至光绪三十年(1904)中译日文书高达321种,占这一时期翻译总数的60%，可见日文中译本实际上代表了这一时期翻译选择的导向。^xxxvii为大规模翻译西书，尤其是翻译已译成日文的西书，光绪二十七年(1901)秋，张之洞、刘坤一在江宁创办“江楚编译书局”，任命缪荃孙为总纂，负责编译教科书。^xxxviii书局所编书籍呈京师大学堂鉴定之后，再分售给江苏、江西、安徽三省学堂使用。该书局设立后不久，张之洞即委派罗振玉等人赴日本考察教育，并“将新出普通学教科各级应备之书，广为采访购买，参酌采择，妥为编纂”。^xxxix缪荃孙等人结束日本考察归国之后，对书局的发展有了更新的认识，使书局与教育的关系更加紧密。近代学堂建立之初，百事待兴，并没有统一的学堂用书，各任课教师根据个人喜好而选取不同的教材，造成不同学校、不同班级教科书混乱不一。针对这一现象，江楚编译书局决定对学堂的教科书进行整齐划一。^xl由于当时书局人力有限，编纂之书尚不足应学堂所需十分之二，为了能在短期内更好地统一教材，江楚编译书局特别报定了《江宁江楚编译书局章程》，决定专以转译日本教科书为主。原因是“日本兴学之初，其教科书悉取材于西译而鉴定于文部，厥后由学堂教授时经验，屡加更改,乃成今日完善之书”。^xli

为了真正供应学堂的需要，江楚编译书局也请各学堂每年将所需之书，开明目录，送官书局以便照译。于使用后如有修改意见，亦请各学堂提供参考修正意见，以便有所改进。从时间来看，江楚编译书局刊登的《江宁江楚编译书局条具译书章程并厘定局章呈江督察》与《江宁江楚编译书局章程》时间恰在三江师范学堂招考之前,章程中提到“近三江师范学堂又将招考，拟取生徒数百人，而教科书悉无所定”，可以推测，此章程正是为了三江师范的教科书而准备的。

由于聚集了缪荃孙、刘世珩、陈作霖、陈庆年、柳诒徵等当时一批新老学人，又有罗振玉、王国维等在上海协助翻译日本各种教科书，江楚编译书局在短短几年时间里(1901一1904)^xlii出版了70部书箱。现将江楚编译书局所出图书目录列表如下^xliii:

表2江楚编泽书局目录

由于缪荃孙与张之洞之间的渊源，其办学与出版的指导思想亦源于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方针，所编译的书籍，带有鲜明的时代特性。从数量上看，该书局刊行的70种图书中，传统的经学修身类约占三成，西方科学类占了七成多。从内容来看，除了中国传统教育的书籍，各种学堂用书占了近60种，并且以日本著作为多，教育类为多，很多书籍都是转译的日文译本。如《经济学粹》一书，本是比利时人耶密迩罗貌礼撰，先有英国人亚弗勒孛烈儿翻译，后又有日本人牧山耕平重译，此处便用的日译本。除翻译教育类的书籍外，还有各国历史书籍，这些书籍也是做教学之用，如《埃及近事考》一书，便具有以埃及历史变迁为借鉴的意义,因为“埃及与中国最相类，其古代之文明相类，其近世之积弱面‘中兴’，‘中兴’而复积弱相类，故欲鉴中国之前途，不可不读埃及史”。^xlv

江楚编译书局在出版史上开创了新路，它不仅在书的内容方面超过从前书局刻印旧书的范围，而且在印刷技术方面，也从传统刻本转到以石印本为主。这样出版的周期可以缩短，能够更快地解决教科书不足的问题，并且可以不断地调整修改教科书，更好地为学堂教学服务。

四、谙悉学务，稽查三江

三江师范学堂自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初八(1902年5月15日)刘坤一上《筹办学堂情形折》始，经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八(1903年2月5日)张之洞上《创办三江师范学堂折》，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在江宁府署行开学礼。但并没有大规模招生，一是因为校舍筹建等方面需要时间，二是因为中日教习相互学习培训需要时间。直至光绪三十年六月(1904年7月)，总办杨觐圭通知两江所辖各府州县，三江师范学堂将在9月举行招生考试。后来，由于如期前来应试者人数有限，仅录取120人。10月又举行一次招考，录取180人，共计300人。直至光绪三十年十月二十日(1904年11月26日)，学生方才大规模入学上课。^xlvi

在三江师范学堂正式开学之前一周，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五日(1904年11月2日)，署理两江的端方任命缪荃孙为总稽查,十月廿六日(12月2日),缪荃孙至三江师范学堂履职。^xlvii总稽查的具体职能，在现存的《三江师范学堂章程》中并没有具体说明，这样容易被人认为是一个虚职。但事实上，端方聘请缪荃孙稽查三江师范学堂，是有原因的。(大公报)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初九(1904年12月15日)报道：

前者署理江督端午帅会同钦差铁侍郎、查悉三江师范学堂教员工课生疏,旋据该堂有志学生纷禀督辕,所有教员不胜传授之任,因特檄派谙悉学务者三人分任稽查:一缪太史荃孙，一方太史履中，一陈主政三立，为事司整领课程，俾学堂得有进步云。

端方对当时三江师范学堂的情况并不满意，因此特地聘请“诸悉学务”的缪荃孙等人任总稽查。端方此举，可见缪荃孙在当时已是教育专家。在新式教育开始的最初几年里，缪荃孙任江宁高等学堂总教习，兼管中小学堂，做了大量工作。仅以1902、1903年两年统计，《艺风老人日记》1902年里有48处提及编设学堂课程、开列书单、拟定条议、撰写章程等事务，1903年日记中此类记录更多达128处。缪荃孙的学务工作主要包括:撰写条议、章程；开设书单、课程；招聘教习；技阅考卷；编辑刻本，等等。缪荃孙在南京的近代教育事业中做了很多筚路蓝缕的开拓工作，当时“学章未定，创始经营,所有商定规则、廷聘教习，条理精密、劳率不辞”。^xlviii正是因为有如此丰富的教育经验，端方对其非常赏识，因此特地聘请其稽查三江师范学堂。自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任三江师范学堂总稽查,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月辞去，前后历时共四年。在《艺风老人日记)中，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江师范学堂”一词出现27次，光绪三十二年(1906)出现16次。主要工作是参加会议、拟定章程、教授课程、批阅考卷等。这是三江师范学堂正式开学招生的第一任总稽查，对三江师范学堂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囿于目前所见文献，对缪荃孙稽查三江师范学堂的一些细节无法考察，仅以南京高等学堂与三江师范学堂的课程设置为例略做分析如下

表3江宁高等学堂与三江师范学堂课程设置比较表^xlix

从课程设置来看，三江师范学堂除了多出“教育”“农学”“法制经济”与“手工”四门之外,其余课程与高等学堂所设基本一致,这一课程设置应该与缪荃孙不无关系,江宁高等学堂的一切皆由缪荃孙草创，^l其中自然包括了的定课程这一项。由于江宁高等学堂的开课时间早于三江师范学堂，而缪荃孙稽查三江师范学堂的主安任务是去“整顿学务”,在对课程的安排上不可避免地会参考高等学堂的课程安排。尽管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三江师范学堂有了进一步的变化与优化，比如将“品行”扩大为“修身”，将“算术代数、几何三角”统一为“数学”等，但是缪荃孙在最初的课程设置上还是有着筚路蓝缕之功，对学务的整顿之力不容忽视。

光绪三十三年(1907),因为另有重任，缪荃孙辞去两江师范学堂与南京高等学堂的职务。为了表彰缪荃孙在南京教育事业中所做出的成就，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十(1908年3月12日)，两江总督端方特地上奏折请求嘉奖。^li奏折中对缪荃孙赞赏有加:

缪荃孙宅心纯笃,学识渊博，淹贯古今，深明教育，自光绪二十八年创办江南高等学堂、江宁府中学堂、上元江宁县高等小学堂，前两江督臣刘坤一奏派该编修为总教长。当时学章未定，创始经营，所有商定规则、延聘教习，条理精密、劳再不辞。二十九年复偕教员等前赴日本，详加考查，力求完备。在事六年，殚心教课，昕夕无间，后进经其陶镕,宗旨一主端纯，成就务臻远大，其劳勤殊未可没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四品衔翰林院编修缪荃孙贯加四品卿街，以昭奖励!

结论  

教育问题是晚清社会的重大问题之一，教育改革是社会变革的关键。缪荃孙以一博学通儒的身份，积极投身于社会改革之中，认真研究、努力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体现其高度的责任意识。他在20世纪最初的几年里，考察日本学务，制定学堂章程，刊印教科书籍、掌管高中小三级学堂，总稽查三江师范学堂，为南京近代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是三江师范学堂发展史上不可忽略的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