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1932—1941)

发布者:东大校史馆发布时间:2018-03-26浏览次数:1350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笔名毅,浙江绍兴柯桥镇江头人。他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和命名者,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

 1914年入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入北京大学文科,师从蔡元培。1919年,在陈独秀、胡适支持下,与傅斯年、徐彦之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同年,当选为北京学生界代表,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支持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亲笔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并在526日的《每周评论》上第一次提出“五四运动”这个名词,一直沿用至今。1920年赴欧美留学。1926年回国,任教于国立东南大学历史系及附中。同年8月,任清华大学校长,使清华大学由教会学校转为国立大学。1930年后,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中央政治学院教育长、中央大学校长等职。

  

就任中央大学校长

 193218日国民政府任命桂崇基为中大校长,为学生所反对,月底桂即辞职。于是政府改任原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为中大校长,任却坚辞不就,校务便由法学院院长刘光华代理。6月间刘光华又辞代理职务,以致校政无人,陷于混乱。此时中大全体教师因索欠薪,宣布“总请假”,发生索薪事件。6月底,行政院委派教育部政务次长段锡朋为中大代理校长,学生因“反对政客式人物来当校长”而对段群起殴辱。

1932年,罗家伦被任命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中大这场“易长风潮”,便以罗家伦的到任而告平 息。至1941年去职,计达10年之久。这10年,是中央大学危难深重而又发达鼎盛的10年。罗家伦便是这一时期中央大学整顿和发展的总设计师。

  

办学方针与学校使命

 罗家伦认为当时中国的国难异常严重,中华民族已濒临死亡,作为设在首都的国立大学,当然对民族和国家应尽到特殊的责任和使命。这个使命就是“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危机不仅是政治和社会的腐败,而最重要者却在于没有一种“足以振起整个的民族精神”的文化。罗家伦志在要中大承担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成为复兴民族大业的参谋本部”。罗家伦宣布了他的6字治校方略:“欲谋中央大学之重建,必循‘安定’、‘充实’、‘发展’三时期以进。”这就是首先要创造一个“安定”的教学环境,再进行师资、课程、设备诸方面的“充实”,以求得学校的“发展”。而欲达上述之目的,罗家伦认为就必须养成新的学风。于是,提出了“诚、朴、雄、伟”四个字的新学风。“诚”,就是对学问要有诚意,不把学问当作升官发财的途径和获取文凭的工具;对于“使命”,更要有诚意,应向着认定的目标义无反顾走去。“朴”,就是质朴和朴实的意思,不以学问当门面、作装饰,不能尚纤巧,重浮华,让青春光阴虚耗在时髦的小册子、短文章上面,而是要埋头用功,不计名利,在学问上作长期艰苦的努力,因为“唯崇实而用笨功,才能树立起朴厚的学术气象。“雄”,是大无畏的雄,以纠中华民族自宋朝南渡以后的柔弱萎靡之风。而要挽转一切纤细文弱的颓风,就必须从善养吾浩然正气入手,以大雄无畏相尚,男子要有丈夫气,女亦须无病态。“伟”,是伟大崇高的意思,要集中精力,放开眼界,努力做出几件大的事业来,既不可偏狭小巧,存门户之见,又不能故步自封,怡然自满。

  

广延名师

 罗家伦认为,大学校长的首要之举是聘人。他一上任,整顿校务的第一步就是从延聘师资入手。一方面他极为挽留原有良好教师,一方面随时添聘专门学者。当时大学的教师分专任和兼任两种,而罗家伦则主张教师队伍以专任为主,其原则是“凡可请其专任者,莫不请其专”,以求其心无二用,专心在中大授课。数年之后,中大兼任教师即由110人减至34人。而这些为数不多的兼任教员,均为某一学科的专家,为政府或其它学术机关所倚重,“本校所欲罗致而事实上又不可能者。”罗家伦重视师资,不仅在于延聘,而且还体现在对教师切身利益的关心上。当时公教人员断薪是司空见惯的事。可罗家伦为了解除教职员的后顾之忧,在经费吃紧,时有短缺的情况下,总是极力维持定期发薪,绝不拖欠。即使挪用其它款项,他也毫不含糊。罗家伦亲手修剪的中央大学这棵茂盛的“梧桐树”,引得天下“凤凰”竞相飞来。1933年中大仅理学院就新聘了10余位著名学者担任教授,如留美的数学博士孙光远和曾远荣,化学博士庄长恭,生物博士孙宗彭;留日的物理博士罗宗洛;留学法国、授业于居里夫人的物理博士施士元,地理博士胡焕庸和王益崖等,以及前清华大学教授胡坤院、两广地质调查所所长朱庭祜和早在南高师就任过教授的张其昀等。另有德籍物理、化学教授各1人。此外,在此前后被罗家伦选聘为教授的还有:经济学家马寅初,艺术大师徐悲鸿,语言学家厉麟似,诗人、美学家宗白华,农学家梁希、金善宝,天文学家张钰哲,医学家蔡翘,建筑学家刘敦桢和杨廷宝等。在此期间,先后被聘任为“三长”和各院院长的著名教授有孙本文、张广舆、陈剑修、查谦、汪东、李善堂、李学清、庄长恭、孙光远、戴修骏、马洗繁、郑晓沧、艾伟、蔡无忌、邹树文、周仁、卢恩绪、戚寿南等。一时间,中央大学群英荟萃,学术景象一派繁荣。

  

学科学术

 罗家伦掌校后,根据国家需要和学科发展趋势,对中大的院系设置不断地进行调整和充实。鉴于国难深重、国内航空事业近于空白这种状况,罗家伦电邀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机械科的罗荣安回国,来中大创办自动工程研究班(后改为机械特别研究班),培养了我国最早一批航空工业专门人才,并于1938年成立了国内第一个航空工程系。1935年,罗家伦考虑到当时中国亟需医务人才,同时为充实中大学科起见,于5月份再度创办了医学院。6月又主办国立牙科学校。从此奠定了中大七院的格局。在罗家伦任期内,中央大学还先后添设或恢复了心理学系、化学工程组和畜牧兽医专修科等。尤其是1938年,教育学院改为师范学院的同时,又在该院增设了国文、英语、史地、数学、理化、体育和公民教育7系。中央大学这种740余科的规模当时在我国是绝无仅有的。罗家伦在扩充院系的同时,还致力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在课程开设方面,他制订了8条“整理学课大纲”,要求各院系据此拟订课程,以求课时数的集中,删除不必要的课目,明确划分必修课和选修课,使学生集中时间和精力从事专业课程的学习,建设若干核心课程,不因人因事而变更;修业年限至少须满四年,以免除争求速效所可能带来的弊端。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教学活动的稳定性,加之优秀教师的安心授课,就使得中央大学的教育质量不断得到提高。为了确保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罗家伦还制订了学校行政工作的三条原则:(1)厉行节约,缩减行政费;(2)力持廉洁,养成廉俭风气;(3)提高效能,少用人多做事。以前把学校有限的经费,主要用于教学设施的改善。罗家伦上任后的前5年,用于校舍建筑方面的经费达87万元,先后建成或扩建了图书馆、体育馆、生物馆、东南院、南高院、牙医院、音乐教室、游泳池和学生宿舍等。至抗战前夕,中大已颇有最高学府的恢宏气势。图书杂志也大有增加。接受东南大学图书馆时中西文藏书共有4.8万册,而1937年中大图书馆收藏图书已达40.7万册(中、西文各半)。19321937年间所购中文书中善本极多,不胜枚举;西文书中也大多是较珍贵者,如Geographical Journal,连续刊行134年。最贵的杂志达7000元一套,但为了研究的需要,罗家伦均不惜巨资,全部购齐。此外,由于院系学科众多,教学研究所需的仪器、设备、标本、模型等甚多,中央大学亦大量购进。

  

兴建校舍

 经过几个春秋的努力,罗家伦使中大得到了“安定”和“充实”。1934年时,他认为“中大发展的时机到了。”因为:(1)首都大学在国家用人的时候,决不应只是上千人的大学;(2)中大地处市中,车马喧嚣,市气逼人,不适宜研讨学问、培养身心,养成“高尚纯朴”的特殊学风;(3)四牌楼校址不过300余亩,湫隘逼窄,实无发展余地,而工学院又亟需扩大面积,添建实验室;(4)农学院与校本部分离,教学设备不经济;(5)师生食宿,杂处市井,身心不安,而且不能常相接触,问难质疑。所以,罗家伦打定主意:要在市郊另觅校址,建造一个能容纳500010000学生的首都大学!国民党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大新校址的提案,建筑费暂定为240万元,并训令行政院自1934年度,接月拨付迁校建筑费8万元。罗家伦选定南郊石子岗一带为新校址,那里气象宏大,山林起伏,布置来曲折有致;离秦淮河上游不远,有一支流从此经过,不仅增加校景,而且还有工程和农业上的用处,此外,北面是龙盘虎距的紫金山,南面是树木葱茏的牛首山,东面是天印式的方山,登高可见滔滔长江,于地质实习十分便利。193511月,内政部颁发公告,征得石子岗8000亩土地为中大新校址,并由教育部聘请叶楚伧等9人为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罗家伦悬赏5000元,在全国进行图案设计招标。19371月,新校址正式凿井动工。5月,工学院和农学院主要建筑着手兴工,预计次年秋季便可落成,二院即可先行迁入。殊料,新址刚刚动工,便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数月之内,上海、南京相继陷落。罗家伦另建新址的蓝图被日军的魔爪撕得粉碎,中央大学也不得不举校西迁。

 因此,1937年应邀参加蒋介石召集庐山谈话,罗家伦返校后,立即作迁校计划,在敌人炮火炸弹中,包用民生公司轮船,陆续将在南京的一个大学,全体师生和眷属及全部设备,用船载运,溯江抵达重庆沙坪坝新校舍,继续正常上课,这在中国的教育史上真是史无前例!1938年,中央大学学生人数激增到二千人以上,沙坪坝校址已达饱和状态,于是选择风景清幽的柏溪作为分校。罗家伦曾撰写《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一文激励学校师生:“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1941年八月,罗家伦请辞中央大学校长,由教育工作岗位转向党政工作。19419月起,任滇黔考察团团长、新疆监察使兼西北考察团团长。抗战胜利后,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19475月,出任驻印度大使。1949年赴台湾,先后出任中华民国总统府国策顾问、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中国国民党史会主任委员、中国笔会会长、考试院副院长、国史馆馆长等职。1969年,病势渐重,1225日,因肺炎、血管硬化等症状并发,病逝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年7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