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笔名毅，浙江绍兴柯桥镇江头人。他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和命名者，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
1914年入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入北京大学文科，师从蔡元培。1919年，在陈独秀、胡适支持下，与傅斯年、徐彦之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同年，当选为北京学生界代表，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支持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亲笔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并在5月26日的《每周评论》上第一次提出“五四运动”这个名词，一直沿用至今。1920年赴欧美留学。1926年回国，任教于国立东南大学历史系及附中。同年8月，任清华大学校长，使清华大学由教会学校转为国立大学。1930年后，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中央政治学院教育长、中央大学校长等职。
就任中央大学校长
1932年1月8日国民政府任命桂崇基为中大校长，为学生所反对，月底桂即辞职。于是政府改任原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为中大校长，任却坚辞不就，校务便由法学院院长刘光华代理。6月间刘光华又辞代理职务，以致校政无人，陷于混乱。此时中大全体教师因索欠薪，宣布“总请假”，发生索薪事件。6月底，行政院委派教育部政务次长段锡朋为中大代理校长，学生因“反对政客式人物来当校长”而对段群起殴辱。
1932年，罗家伦被任命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中大这场“易长风潮”，便以罗家伦的到任而告平 息。至1941年去职，计达10年之久。这10年，是中央大学危难深重而又发达鼎盛的10年。罗家伦便是这一时期中央大学整顿和发展的总设计师。
办学方针与学校使命
罗家伦认为当时中国的国难异常严重，中华民族已濒临死亡，作为设在首都的国立大学，当然对民族和国家应尽到特殊的责任和使命。这个使命就是“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危机不仅是政治和社会的腐败，而最重要者却在于没有一种“足以振起整个的民族精神”的文化。罗家伦志在要中大承担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成为复兴民族大业的参谋本部”。罗家伦宣布了他的6字治校方略：“欲谋中央大学之重建，必循‘安定’、‘充实’、‘发展’三时期以进。”这就是首先要创造一个“安定”的教学环境，再进行师资、课程、设备诸方面的“充实”，以求得学校的“发展”。而欲达上述之目的，罗家伦认为就必须养成新的学风。于是，提出了“诚、朴、雄、伟”四个字的新学风。“诚”，就是对学问要有诚意，不把学问当作升官发财的途径和获取文凭的工具；对于“使命”，更要有诚意，应向着认定的目标义无反顾走去。“朴”，就是质朴和朴实的意思，不以学问当门面、作装饰，不能尚纤巧，重浮华，让青春光阴虚耗在时髦的小册子、短文章上面，而是要埋头用功，不计名利，在学问上作长期艰苦的努力，因为“唯崇实而用笨功，才能树立起朴厚的学术气象”。“雄”，是大无畏的雄，以纠中华民族自宋朝南渡以后的柔弱萎靡之风。而要挽转一切纤细文弱的颓风，就必须从善养吾浩然正气入手，以大雄无畏相尚，男子要有丈夫气，女亦须无病态。“伟”，是伟大崇高的意思，要集中精力，放开眼界，努力做出几件大的事业来，既不可偏狭小巧，存门户之见，又不能故步自封，怡然自满。
广延名师
罗家伦认为，大学校长的首要之举是聘人。他一上任，整顿校务的第一步就是从延聘师资入手。一方面他极为挽留原有良好教师，一方面随时添聘专门学者。当时大学的教师分专任和兼任两种，而罗家伦则主张教师队伍以专任为主，其原则是“凡可请其专任者，莫不请其专”，以求其心无二用，专心在中大授课。数年之后，中大兼任教师即由110人减至34人。而这些为数不多的兼任教员，均为某一学科的专家，为政府或其它学术机关所倚重，“本校所欲罗致而事实上又不可能者。”罗家伦重视师资，不仅在于延聘，而且还体现在对教师切身利益的关心上。当时公教人员断薪是司空见惯的事。可罗家伦为了解除教职员的后顾之忧，在经费吃紧，时有短缺的情况下，总是极力维持定期发薪，绝不拖欠。即使挪用其它款项，他也毫不含糊。罗家伦亲手修剪的中央大学这棵茂盛的“梧桐树”，引得天下“凤凰”竞相飞来。1933年中大仅理学院就新聘了10余位著名学者担任教授，如留美的数学博士孙光远和曾远荣，化学博士庄长恭，生物博士孙宗彭；留日的物理博士罗宗洛；留学法国、授业于居里夫人的物理博士施士元，地理博士胡焕庸和王益崖等，以及前清华大学教授胡坤院、两广地质调查所所长朱庭祜和早在南高师就任过教授的张其昀等。另有德籍物理、化学教授各1人。此外，在此前后被罗家伦选聘为教授的还有：经济学家马寅初，艺术大师徐悲鸿，语言学家厉麟似，诗人、美学家宗白华，农学家梁希、金善宝，天文学家张钰哲，医学家蔡翘，建筑学家刘敦桢和杨廷宝等。在此期间，先后被聘任为“三长”和各院院长的著名教授有孙本文、张广舆、陈剑修、查谦、汪东、李善堂、李学清、庄长恭、孙光远、戴修骏、马洗繁、郑晓沧、艾伟、蔡无忌、邹树文、周仁、卢恩绪、戚寿南等。一时间，中央大学群英荟萃，学术景象一派繁荣。
学科学术
罗家伦掌校后，根据国家需要和学科发展趋势，对中大的院系设置不断地进行调整和充实。鉴于国难深重、国内航空事业近于空白这种状况，罗家伦电邀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机械科的罗荣安回国，来中大创办自动工程研究班（后改为机械特别研究班），培养了我国最早一批航空工业专门人才，并于1938年成立了国内第一个航空工程系。1935年，罗家伦考虑到当时中国亟需医务人才，同时为充实中大学科起见，于5月份再度创办了医学院。6月又主办国立牙科学校。从此奠定了中大七院的格局。在罗家伦任期内，中央大学还先后添设或恢复了心理学系、化学工程组和畜牧兽医专修科等。尤其是1938年，教育学院改为师范学院的同时，又在该院增设了国文、英语、史地、数学、理化、体育和公民教育7系。中央大学这种7院40余科的规模当时在我国是绝无仅有的。罗家伦在扩充院系的同时，还致力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在课程开设方面，他制订了8条“整理学课大纲”，要求各院系据此拟订课程，以求课时数的集中，删除不必要的课目，明确划分必修课和选修课，使学生集中时间和精力从事专业课程的学习，建设若干核心课程，不因人因事而变更；修业年限至少须满四年，以免除争求速效所可能带来的弊端。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教学活动的稳定性，加之优秀教师的安心授课，就使得中央大学的教育质量不断得到提高。为了确保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罗家伦还制订了学校行政工作的三条原则：（1）厉行节约，缩减行政费；（2）力持廉洁，养成廉俭风气；（3）提高效能，少用人多做事。以前把学校有限的经费，主要用于教学设施的改善。罗家伦上任后的前5年，用于校舍建筑方面的经费达87万元，先后建成或扩建了图书馆、体育馆、生物馆、东南院、南高院、牙医院、音乐教室、游泳池和学生宿舍等。至抗战前夕，中大已颇有最高学府的恢宏气势。图书杂志也大有增加。东南大学图书馆原有中西文藏书共有4.8万册，而1937年中大图书馆收藏图书已达40.7万册（中、西文各半）。1932至1937年间所购中文书中善本极多，不胜枚举；西文书中也大多是较珍贵者，如Geographical Journal，连续刊行134年。最贵的杂志达7000元一套，但为了研究的需要，罗家伦均不惜巨资，全部购齐。此外，由于院系学科众多，教学研究所需的仪器、设备、标本、模型等甚多，中央大学亦大量购进。
兴建校舍
经过几个春秋的努力，罗家伦使中大得到了“安定”和“充实”。1934年时，他认为“中大发展的时机到了。”因为：（1）首都大学在国家用人的时候，决不应只是上千人的大学；（2）中大地处市中，车马喧嚣，市气逼人，不适宜研讨学问、培养身心，养成“高尚纯朴”的特殊学风；（3）四牌楼校址不过300余亩，湫隘逼窄，实无发展余地，而工学院又亟需扩大面积，添建实验室；（4）农学院与校本部分离，教学设备不经济；（5）师生食宿，杂处市井，身心不安，而且不能常相接触，问难质疑。所以，罗家伦打定主意：要在市郊另觅校址，建造一个能容纳5000至10000学生的首都大学！国民党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大新校址的提案，建筑费暂定为240万元，并训令行政院自1934年度，接月拨付迁校建筑费8万元。罗家伦选定南郊石子岗一带为新校址，那里气象宏大，山林起伏，布置来曲折有致；离秦淮河上游不远，有一支流从此经过，不仅增加校景，而且还有工程和农业上的用处，此外，北面是龙盘虎距的紫金山，南面是树木葱茏的牛首山，东面是天印式的方山，登高可见滔滔长江，于地质实习十分便利。1935年11月，内政部颁发公告，征得石子岗8000亩土地为中大新校址，并由教育部聘请叶楚伧等9人为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罗家伦悬赏5000元，在全国进行图案设计招标。1937年1月，新校址正式凿井动工。5月，工学院和农学院主要建筑着手兴工，预计次年秋季便可落成，二院即可先行迁入。殊料，新址刚刚动工，便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数月之内，上海、南京相继陷落。罗家伦另建新址的蓝图被日军的魔爪撕得粉碎，中央大学也不得不举校西迁。
因此，1937年应邀参加蒋介石召集庐山谈话，罗家伦返校后，立即作迁校计划，在敌人炮火炸弹中，包用民生公司轮船，陆续将在南京的一个大学，全体师生和眷属及全部设备，用船载运，溯江抵达重庆沙坪坝新校舍，继续正常上课，这在中国的教育史上真是史无前例！1938年，中央大学学生人数激增到二千人以上，沙坪坝校址已达饱和状态，于是选择风景清幽的柏溪作为分校。罗家伦曾撰写《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一文激励学校师生：“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1941年八月，罗家伦请辞中央大学校长，由教育工作岗位转向党政工作。1941年9月起，任滇黔考察团团长、新疆监察使兼西北考察团团长。抗战胜利后，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1947年5月，出任驻印度大使。1949年赴台湾，先后出任中华民国总统府国策顾问、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中国国民党史会主任委员、中国笔会会长、考试院副院长、国史馆馆长等职。1969年，病势渐重，12月25日，因肺炎、血管硬化等症状并发，病逝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年7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