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实君
黄实君，1923年生，湘潭人，1943年考入中大经济系。解放前参加地下工作，解放后入党，毕业后从事基础教育工作。先后担任长沙一中、雅礼中学、市教育局中教科、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等领导职务，并为长沙市教育学会会长。1983年任市委教育系统机构改革工作组组长。1984年离休后，参与创办培粹实验中学，并被推选为董事长。
离开母校已五十四个年头了，师恩深厚，母校给我的教诲熏陶，永远铭记心中。惜年事已高，记忆越来越不争气，勉力写点杂忆，为母校百年华诞祝贺。
一
1943年暑假，我们从湖南耒阳（战时省府所在地）考场回来，怀着焦急祈盼和忐忑不安的心情，等了四五十天，终于在报上看到了中央大学在湘招生录取的公告。天呀！法学院录取的九名中居然有我的大名，这是九百多人竞争的结果，我不禁乐极而泣。当年我们这批莘莘学子，谁不企望进中央大学读书，然而要真正踏进中大之门，难着呢！寒窗苦读，这是学生的本份不说，首先你要有决心往返跋涉数百里到湘南耒阳（中大在湘招生考场）去报名和投考。我就是从湘潭县乡下，赤脚草鞋步行数十里赶到湘江边的三门镇，搭粤汉铁路的简便列车，到耒阳，住进小旅店，节衣缩食，紧张地考了几天，然后再匆匆回家，等发榜。我知道有不少学生为了进名牌大学报考过二、三次，甚至更多。
考取了如何去，又是件大事。那时正是抗日战争进入第七个年头，湘北至武汉长江一带都是敌占区，迢迢几千里必须绕道，交通极不方便。与我同届被录取的有省立一中的同乡同学，还有师范学院的黄守傅和刘家济，几家自然联系上了，经过长辈的策划，选定了南下绕道广西经贵州去四川的路线。虽然远些，但比较安全，接着各家就要筹足一笔旅费。我父亲早逝，与弟妹随母住在外婆家。我记得母亲毅然拿出她当年陪嫁时的一点金饰，要我拿到县城去兑换，叮嘱我要好好读书，不辱门楣。
旅程的出发点距湘潭县城十余里，在湘江东岸的板塘铺车站，这是战时我方境内火车的起点。当天傍晚三个负笈远行的学生在县城江边码头一起等船前去。刘家济的父亲来了，反复叮嘱我们要一路小心，特别对我说你是男孩子责任更重。虽然我们都没有远行的经历，但都对前途充满着希望，而且多年抗战已锻炼了学生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就这样我们踏上了征程，车经衡阳、桂林到柳州下车，再换购黔桂铁路的车票，托运好行李，浏览了一下柳州的市容。南国沿街的骑楼建筑，使我们湖南的乡里伢妹子开了眼界。从柳州西北行的火车只能到河池（金城江），再向北去贵州就要换长途汽车。这是木炭发气作为汽油代用品的汽车，动力很小，平路慢吞吞，上陡坡要人推。所有大后方的民用车都是这种模式。买长途车票还很不容易，又是老一辈的操心，通过黄守傅家在汽车站工作的亲戚关系，等了两天就得到了去贵阳的长途车票。一入贵州境丘陵起伏，公路蜿蜓在山间，汽车早行晚宿，都有固定的旅站，备有房间床铺，虽然简陋，对旅客来说还是方便的，数日到了贵阳，一心去买到重庆的汽车票，无心参观市容。进入黔北，山更大一些，车终日在山间盘旋，这可感觉祖国真的辽阔广大，景物新鲜，山川各具特色 ，同时也深感我们的确贫穷落后，所以日本鬼子敢来欺侮。
经过近廿天的旅途劳顿，终于看到了战时的陪都，踏入我们向往的母校，看到校内来来往往的人，都感到分外亲切。
二
距沙坪坝校本部十多里路的柏溪分校，像个世外桃源，没有公路相通，只靠乡间便道和傍嘉陵江的水路来往，这是大学一年级学生学习生活的地方，这里环境优美，但条件艰苦，然而学习生活，五光十色，愉快欢乐，这一年给每个同学都留下难忘的回忆。母校很重视学生基础夯实，任何系都必修基本国文和基本英文。我的国文是罗根泽先生教的，他是国内研究孟子的专家，原在清华当教授，单瘦的中等个头，常年穿着洗褪了色的蓝布长衫，生活清苦，对学生倾心相授，使我们对他老有种发自内心的钦敬。有一次在去沙坪坝的小船上相遇，他问我最近青年人流行看徐讦的作品，你有什么想法？我说是写《北极风情画》的，我讲不出什么。他说我是研究文学的，不懂政治，但历史上每当一个朝代没落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类文学。语重心长，果然六年后蒋家王朝就崩溃了。教基本英文的是赵瑞葓教授，当年他还是个有点腼腆的青年人，大不了我们几岁，他是主修法文的，英文是第二套本领，清秀的脸上加一副眼镜，有时讲话还脸红。他与学生们相处得很好，对我们的英语提高很有帮助，女同学们都喜欢他，说他夫人福气好，他做家务带小孩胜过女同胞。
一年级还有两件事值得写，一是我们是蒋介石兼任校长时的首届新生。校座到过本部但未来过柏溪，我们未能一瞻风采。但进入初冬，柏溪所有男女生都得到一套灰布棉军服。一时分校变成了军营，不过人人都只穿上身，使同学们不但保暖过冬，还兼有早上大食堂中抢粥的防御衣的作用。只享了一冬的福，次年天热后就上缴了。二是1944年上半年，日军从湘北大举进攻，长、衡、株、潭都成为沦陷区，经重庆教育部批准，很多湖南广西同学先后享受了乙种贷金，即是在学生食堂吃饭不要钱，每月初到训导处领一张证明，交给学生食堂就行了。这种贷金我们一直享受到毕业。名为贷金，实际上是不要归还的，这使我们当年大多数沦陷区经济来源断绝的贫困学生得以继续学习，不能不说是国民政府有识之士扶助青年学子的德政。
三
第二、三学年，我们就到沙坪坝校本部学习了。这里大师云集，学生英才荟萃。对母校我有种宏伟深厚的感觉。经济系的必修课程，都是名师任教，使我感受最深的是讲授“银行货币”的褚葆一教授，他的语言平淡，但听下来觉得他学问工夫做得深，谨严细致。我印象中最敬佩的是开“西洋经济史”课的陈振汉教授。他是南开经济研究所的领导，他上课总是拿着一叠卡片，靠在讲台上不急不慢地讲述，清晰的条理，深邃的思想吸引着我们。他讲的课我认真做了两本听课笔记，一直像珍爱物放在身边，可恨在文革中被抄家劫去。选修课中宗白华教授的“美学”和陈启修教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也留给我难忘的回忆，这些大师们对我们的教诲和启迪为我们一生的前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到二年级顾毓琇博士当中大的校长了，他很重视拓宽学生的知识和视野，松林坡下各院系举行的学术报告海报，琳琅满目，任同学选听，还利用纪念周的时间，运用他的关系，请当时的名人来校演讲。零星记出有学者型的翁文灏、杨杰，文学界的郭沫若、冰心，军政界的陈诚、冯玉祥等。冰心讲话时大礼堂走道上都站满了人，她说我知道你们是想看看我。大老粗出身的冯玉祥将军却很会讲话，语言生动诙谐，常使同学们满堂大笑。陈诚是个矮个子，一身军装，始终坚持立正姿势作完报告，同学们认为像个军人。在这样一个学府环境，多方面的熏陶，使每个学生在学识的增长、思维的启迪以及气质的变化等方面都起着无声的推进作用。
相对平静的学习生活，到了1946年初我们三年二期的时候，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如火如荼的爱国民主学生运动，在学校里迅猛地开展了。直到1947年我们毕业，高潮一个高于一个，在党领导下的进步学生的队伍越来越壮大，学生运动对青年学子又是一种刺刀见红的锻炼，对每个人思想的变化提高和各种能力的培养促进，是十分有力的。我们的母校又为党领导的推翻旧政权建立新中国伟大的人民革命斗争，输送出大批骨干力量。
新中国成立以后，当年母校培养出来的这些专门人才，都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着重要作用。
选自《永恒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