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延雄
廖延雄，1922年生于江西安义，194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后留校任教，1946年考取教育部公费留美，1951年在获得堪萨斯州立大学兽医微生物的博士学位后返国，历任南昌大学、西北畜牧兽医学院及甘肃农业大学教授和江西省科学院研究员。曾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微生物学会常务理事和顾问。1990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我1939年考入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1943年毕业。一年级时在柏溪，后面三年均在成都上课，后期课程在成都上的还有医学院。畜牧兽医系在成都的原因是成都有四川省家畜保育所。保育所有牛羊猪鸡的农场及家畜病院（有门诊、住院），还有个血清制造厂，可供同学们实习，而沙坪坝没有这个条件，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的教授在成都也可提高四川家畜保育所及血清厂的水平；医学院在成都是为了与华西大学医学院合作，与内迁的齐鲁大学医学院一起成立三大学联合医院。该医院是抗战时期内地设施最全、专家水平最高的医院。
我们在校时，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是全国一致公认的最好的畜牧兽医系，因其师资、设备、实习实验等都好，特别是中央大学重视基础与淳朴的学风。
重视基础：名师上基础课是当时中央大学的传统，即学问好、教学效果好的名教授来上基础课，还有一条，新助教不能担任基础课的实习实验课。例如由生物系为农学院开设的一年《植物学》是由罗宗洛教授讲授，罗是亚洲植物生理学泰斗，解放后任学部委员、中科院植物生理研究所所长。当时带实习的是有四年教龄的助教陈芸；为畜牧兽医系及医学院开设的《动物学》、《比较解剖》是由动物学大师陈义教授主讲，指导实验课的是讲师龚建章；所有农学院各系的学生都有一年的《农场实习》及概述农学院各专业的《农学概论》的课程，还有《普通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生物化学》、《国文》、《英文》、《地质学》等课程，为学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些课程不仅教学好，而且还有实习实验的课程，都是人人动手做，每人一台显微镜或相应设备操作。而以后的专业课也是一样，使得学生毕业后不仅有知识而且能独立胜任自己的工作，所以中央大学的学生是幸福的。
朴实的学风：当时在重庆住的是竹片房、竹片桌（到成都住得好些），吃的伙食是自办的，没有教科书，一年级全是油印的讲义（英文有书《大学英文选》），专业科目全是记笔记。参考书绝大部分是英文书，在图书馆开架，只供阅读，不能外借，课余时大家都抢阅图书馆的参考书；少数龙门书局翻印的英文参考书如普通化学，学生买旧书，用后又以旧书售出。晚自习则是汽灯。由于近灯则亮，所以晚自习的坐位排号，今天是1号，明晚则是2号，以解决“灯光下的公平”。其间出现过一次“老板娘”的小故事。
1939年进校新生大约有5名是全国统考前十名的学生，其中有一位是女同学，这位女同学功课好不在话下，口才、办事能力都强，很快被选为某月伙食团团长，伙食团每月除选有团长外，还有出纳、保管等，但一年只能被选为一次。这位女同学被选为团长后，伙食办得不错，同学们私下给她一个外号“老板娘”。一次，晚自习的桌子上出现一个女生的素描像，后来听说是艺术系专修科一位同学画的。当时中央大学艺术系是全国闻名的，有徐悲鸿、张大千等著名教授，除本科外还办有两年制的专修科。艺术系专修科同学有功底，用铅笔在竹桌子面上三两笔一钩描，画像就出来了，五方脸，两个小辫儿，一副眼镜，一看就知是谁，过了几天，后面的人就添砖加瓦了，有人在画像后写“这是谁？”
过了几天，有人在后加“你猜猜看”。
过几天，后面又加上“我猜这是老板娘”。
过几天，后面又加上“老板娘是谁？”
过几天，后面出现的字是“老板娘是你妈”。
据说，开头画素描的同学知道了，偷偷地用砂纸将画像及字全部擦去还保持了桌面光滑整洁。此外，老板娘还有外号“机关枪”、“小钢炮”，因为她讲话吐字清楚准确而且特别快，经过此事后，又给她一外号“臭虫”，给她叮一下可不好受。老板娘后来有着幸福的日子，考取了公费留学，在国外结婚，解放后双双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双双都是科学家。她公公原是留学德国的，婆婆是德国人，所以这对科学家的子女有1/4德国血统。由于疾病，老板娘现在退休了，但其夫君仍在科学院的工作岗位为国效力。1939年在柏溪时，我也做过一个月的伙食团团长，我自认为她办伙食比我办得好，我不如她。
学校当时都很朴素，教授中穿西装的有，但不多。学生更是布衣的多，穷学生多。我进校时，校长是罗家伦，大家都很尊敬他，有人给罗校长一个外号“大鼻子”。厕所内我见过一首打油诗：鼻子人人有，唯君大得凶，隔江打喷嚏（当时学校在嘉陵江边），对岸雨濛濛。据说，罗校长知此事，一笑了之。以后罗校长为什么去职？不知道，罗校长之后是顾孟馀校长。顾为什么去职？传说是一次蒋中正来沙坪坝中央大学，传达告知顾校长:“蒋委员长来了”，顾校长说，请他进来，但未出迎。因为顾校长是孙中山同盟会的人，资深望高，论辈份是长辈。但蒋侍卫人员多有微辞，顾校长乃一气之下而辞职。我当助教时在成都，后在南京，1944—1947的中央大学校长我见过吴有训，那是抗战胜利，学校迁回南京四牌楼。据说吴校长有一天要见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电话约好了十时，九时五十分吴校长上完课后，掸一掸长袍上的粉笔灰即步行到成贤街教育部，四牌楼到成贤街一转弯就到，也就是10分钟，进门时吴校长一直往里走，门口传达就挡驾，吴校长边说已联系好边往里走，传达怎么也不肯—定要先进去通报，就在门口有点拉拉扯扯，教育部次长杭立武在窗子内看见了，赶紧出来，训斥了传达一通。传达嘟嘟嚷嚷地别的校长都西装，他是布大褂，别的校长都是小卧车，他走路，我怎么信。杭次长说，吴校长是学者，四牌楼又近，下次一定要尊敬。
我在中央大学的时间虽不长，仍怀念着昔日之事，仍想念昔日教授罗清生、熊大仕、陈之长、盛彤笙等等。我在盛彤笙教授（解放后为学部委员）下助教三年。在七年的学生或助教的生涯里，我和其他校友系友一样，学到了知识、技术，还学了做人的道理，和千万校友一样，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这要感谢我们的母校——中央大学。
选自《永恒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