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全民
张全民，1924年生于四川。1945年考入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先后在中苏友协、空军司令部、西安空军部队学院等单位工作。先后担任过翻译、编辑、教师、系主任等职务。1985年离休。
1945年初，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盟军的胜利已成定局，苏美英三国召开了雅尔塔会议，会议决定中苏将签订友好同盟条约。在此背景下，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在中央大学内开办俄文专修科。
当时，我正在重庆中华大学英文系读书，本来就有转学的打算，于是去投考中大俄专，结果考上了。当时中大校址在重庆沙坪坝，校长是顾毓琇先生。同年九月，日寇投降，学校筹备复员南京，新校长吴有训先生随即到校。1946年秋，中大迁回南京，我继续在中大学习。1947年俄文专修科改为本科，学制四年，称为外文系俄语组。我于1949年夏毕业。
强大的师资阵容
俄文专修科一成立，颇受学校重视。科主任丁文渊先生，原任国立同济大学校长，凭丁先生的社会声望和大学校长职位来做科主任，实在是“屈就”了。丁先生不懂俄文，为了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学生，特为我们开设了一门德文课作为第二外国语。丁先生亲自给我们授课。有时他因故请假，还请他夫人（德国人）来代课。
俄文文法课由张西曼教授讲授。张先生早在1911年就到俄国留学，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中国大学、法政大学、北京俄专等校任教，又创办中俄大学，著有大学俄文读本、俄文文法等书。翟秋白、曹靖华等著名翻译家都是他的学生。张先生住在重庆市内，乘中大校车来沙坪坝上课，往返数十里，十分劳累。当时没有现成的教科书，他自己写讲义，打印教材，更是辛苦。但张先生很乐意担任这项教学工作。俄文文法较为复杂，讲名词变格，一个词有六个格。张先生带领同学逐个地朗读，情景感人。他说：“很多年没有人学俄文了，现在能在中央大学设立俄文科，又有这么多学生考试入学，就凭这点，我虽是从俄文字母教起，也是很高兴的。”
宋裕昆、葆仁娜、韩黄阿丽三位老师，教我们的基础俄语。宋先生还在军委任职，葆、韩二先生均为外籍人。他们讲课认真、积极，又很耐心，为我们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苏联大使馆也很关心俄文专修科的成长。文化参赞潘克拉托夫教授曾教过我们的俄语会话课。
热烈的学习场面
中大俄文专修科招生，报考者数百人，通过考试仅录取30余人。入学后才知道，有不少同学已读过大学一年级、二年级。出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苏关系的好转以及其他种种考虑，这些大学肄业生宁愿放弃自己所学的本科专业来读俄文专修科，从头学起。
愿学俄文的人，不仅是我们这批青年人，还有外系的许多同学，就连一些讲师、教授都前来旁听，一个大教室坐得满满的，大约有七八十人。其中有一位邹秉文教授，农学院院长，也和我们一起上课，当一名小学生。在课堂上他不迟到，不早退，教师提问，也和我们一样回答问题，和我们一起念俄文。“这是什么？这是书”一个音一个字都不能马虎。有的旁听生坚持不下去了，但他一点也不灰心，和我们一起学习了两年，直到他换了新的工作才离开我们。这位老教授的好学精神，使我们非常敬佩和感动。
浓厚的学术氛围
沿松林坡的环行马路是同学们去吃饭、上课的来往通道。中大文、法、理、工、农、师范六个学院（另医学院在成都）的各个专业都有自己的学会。学会经常邀请著名专家、教授、社会名流到校作学术报告。在道旁的墙壁上经常贴出举办各种报告会的海报，题目广泛，令人目不暇接，同学们可自由参加。
1946年春，我见到一个学术团体贴出邀请周恩来先生来校作报告的海报，当即决定去参加。会场设在一个饭堂里，那天去的人较多，饭堂门口、窗台都挤满了人。周恩来分析了日本投降后的国际形势，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
同年夏，大公报主编王芸生先生应邀来校作报告，我去参加了。王先生在报告中评论毛泽东作《沁园春•雪》，“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他说，这不是明显的帝王思想么。事情很凑巧，三年之后，即1949年夏，南京已经解放，我又去参加王芸生先生在中大的报告会。王先生讲了许多解放前的见闻。会场上有一个同学突然提问：“王先生，三年前你在沙坪坝作报告时，曾说毛泽东有帝王思想，现在你又说共产党是反封建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你是不是投机？”王先生平和地回答道：“1948年我同许多民主人士撤退到香港时，也有人说我投机，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有些脸红，现在我干脆承认是投机，投人民之机。”
时光流逝，斗转星移。不觉离开沙坪坝已有半个多世纪，但当年在沙坪坝读书时的主要情景，至今难忘，它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选自《永恒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