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致中
我做学生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一次活动，纪念俊时先生执教中大电机系十二年。而我从成为他的学生时起，迄今已有五十个年头了。在我国，作为无线电界的先驱者，从事并执掌电气和电子工程教育这样长久的，可能没有第二人了。
俊时先生把毕生精力全部倾注于教育事业，不仅直接受业者满天下，其中不乏很有成就的学者、专家，而更重要的，是中大电机系以及后来的南工无线电系在他领导下成长、发展成为坚强的教育基地，为以后新学科和新系、所的分建和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央大学西迁重庆，一步到位，避免了许多兄弟院校经历的颠沛流离的苦难。当时中大电机系就以师资力量雄厚、实验设备齐全和教学秩序稳定著称。附近高校，不论是原在本地的或新迁去渝的，都来我系聘请兼职教师和借用实验室以进行教学。那时，俊时先生除了注意延聘吴大榕等知名学者充实本系教师的基本队伍外，还请顾毓琇、萨本栋等名教授先后来系授课；同时，他也注意邀请当时国内外专家如陈中熙、麦克密伦等来系讲演或开设讲座，以使学生扩大眼界，了解新技术，了解社会需要。俊时先生主持系务期间，十分注意新学科的建设。由于第二次大战期间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电机系的教学也更多地面向无线电电子学。四十年代初，我系聘请了新归国的陈宗善教授，在国内首次开出了“电子学”课程。抗战胜利后学校东迁，俊时先生又聘请了钱凤章、陆钟祚等深有造诣的名师，为以后发展准备了学科带头人。与此同时，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又从各种渠道调入和引进了大量当时的先进电子仪器，包括各种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以至大功率短波电台和雷达设备等，建立了一批较完整的实验室。后来俊时先生又筹集经费和外汇，从国外购置了玻璃车床等设备，在国内首先筹建起电真空工艺实验室。所有这些工作，都为我系的无线电电子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时在国内就已名列前茅，这也就是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南工成为全国仅有的两个设立无线电电子学专业的学校之一的原因（另一个设立无线电学科的是清华大学）。
俊时先生的教育思想，一贯明确主张拓宽专业、加强基础。对于五十年代初提出所谓“业务一边倒”而照搬苏联模式办窄口径专业的做法一直持保留态度。1966年，根据“双百”方针，南工无线电系曾经提出了一个体现上述指导思想的无线电技术专业的教学计划。俊时先生携此计划出席了全国的教学计划修订会，会议将此方案列为“第二方案”。后来，因受政治运动冲击，此方案未能完全实行。但我系由于一直继承和坚持了这样的正确教育思想，近十年内又进一步自觉地从减少必修专业课增开选修课、压减上课时数、培养学生能力、加强实践环节等方面，做出了为国内高校同行所肯定的成绩。
俊时先生不仅对学生进行专业教学，而且更以言教和身教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的教育。我们做学生时，不大注意节约用电，记得有一次上无线电课时，他见教室里的电灯还亮着，就把它关掉，并严肃地说“又不是做寿命试验，怎么二十四小时开灯？学电的人更应该懂得节约用电。”这事对我们教育很深，此后我们同学也都逐渐注意不浪费电力了。1944年正值中美联合对日作战，我们毕业班被当时政府征调为译员。那时，我第一次从俊时先生那里接受了外事教育，懂得了与外国人相处要“不卑不亢”的道理。俊时先生外表严肃，在学生面前不苟言笑，有时对一些错误行为会作严厉批评。但他内心十分喜欢青年，愿意和青年接近，使人感到可敬可亲。系里有好些同学就常到他家去拜访，和他家里从师母到当时年幼的孩子都熟悉，在他战时简朴的宿舍里大家欢快纵谈。直到现在，历届系友凡到南京来的，都要去拜见这位老系主任。
旧社会里，学校之间常有门户之见，这在当时的学生中是很敏感的问题。在学校内部，亦有各种派系，人事关系复杂。但是俊时先生能以公正的态度很好地处理此类校内外的关系问题，以他的实际行动教育了我们学生，更影响了同事，他用正派作风使人折服，从而团结大家同心办学。俊时先生在抗日战争期间坚守教育工作岗位的行为，也是很令人敬佩的。抗战后期，公教人员生活十分清苦，许多人或多处兼职，或弃教经商甚至做官等。俊时先生以他当时的声望和具有的社会关系，要脱离教育岗位从事其他工作并无困难。但他忠诚于教育事业，对于以一个人的微薄工资维持一家六、七口的清贫生活，处之泰然。抗战时的中国社会，贪官、兵痞、奸商横行，学生中经常有“真理何在，正义何在”的困惑。但当我们看到俊时先生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品德尊敬之余，我们青年亦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影响。
俊时先生是非分明，嫉恶如仇，虽然在过去某些情况下不便明白表态，但心中自有准则，行动上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比较接近的人前，他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对于境况困难和受不公正待遇的人，他充满同情并尽量给予帮助。在重庆这样生活艰苦的情况下他还对个别困难学生给予经济资助，解放后这种事就更多了。但是对于地位显赫的人他从不趋炎附势，阿谀奉承。而对吹牛拍马者，则卑视厌恶。七十年代时，我曾协助俊时先生整理一篇对台广播稿，他坚持要在稿子中删去一个人的名字，因为耻于与此人为伍。
俊时先生目睹了本世纪中华民族的危难和祖国的兴衰变革，怀着一腔拳拳报国热忱，随着局势变化，心情时喜时忧。抗日战争胜利后，当时政府腐败，滥发纸币搜刮民间金银外币，俊时先生对这类倒行逆施的不满，常溢于言表。新中国成立后，百废渐兴，他对新旧社会对比有很深体会，对当时欣欣向荣的新气象感到十分兴奋和鼓舞。但与此同时，也能在一片升平景象中，很早就看到了山呼万岁所表现出的封建意识和后面隐藏着的个人专断的危险。十年动乱间，他对各种极左行为深恶痛绝，那时虽不好公开反对，但和他较接近的人还是常可听到他所吐露的不满。近年来，尽管年事已高，却仍很关心国家大事。他坚决拥护改革开放，而对社会上各种消极现象则又深表忧虑。俊时先生对许多问题都有见解，在各种会议上积极发表意见。近年来，参加会议不多，但仍以八十余岁的高龄，经常自己写文章，谈观点，提建议，供有关部门参考采用。
俊时先生在教育事业上功绩卓著，道德品质高尚，由于个人所见有限，难以尽述。但就以上面所列的部分事迹来看，他确是当之无愧的一代师表。高山景行，令人敬仰，更值得后辈学习。
管致中、孙文治编：《电坛宗师陈章教授》，东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