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其昀
张其昀（1900—1985），字晓峰，浙江宁波鄞县人，中国地理学家、历史学家。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当时的南高声誉蜚腾，公认为南方第一学府，名师荟萃，师从哲学大师刘伯明、史学大师柳诒徵、地学大师竺可桢等人，1923年毕业时，正好是南高改制易名东大，出于对南高的挚爱，坚持领取了南京高师最后一届毕业生文凭。1927年起在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地理学系任教，曾主讲中国地理，为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开山大师。
民国三年八月，江苏巡按使韩国钧委任江谦（字易园，安徽婺源人）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就前两江师范学堂，察勘校舍，筹备开校。四年一月，聘定留学美国教育博士郭秉文（字鸿声，江苏江浦人）为教务主任。八月十一日，举行入学试验，先招国文理化两部，录取学生一百二十六人。九月十日，举行开校式。至民国八年，郭秉文继江谦为校长，其时可谓南高已臻成熟而酝酿改组之时代。全校设科有国文史地部、数学理化部、教育专修科、农业专修科、工艺专修科、商业专修科、体育专修科。校舍连农场在内，计面积三百七十亩，计大小房屋二百十余间。教员五十三人，职员四十一人，学生共四百十六人。
初，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已有国立四大学之议，而南京实居其一，终以经费支绌，未克实行。及南京高师成立，诸所擘画，颇异部章，而专修科增设之多，尤为各高师所未有。其后实行选科学分制，学程与设备，益趋于大学之规模。及九年四月九日，高师开校务会议，提出筹备国立大学议案，一致赞成。遂拟具计划，郭校长与江谦、蔡元培、袁希涛等，联衔向教育部正式陈情，时范源廉长教部，深表赞同，逐通过于阁议。十二月六日东南大学筹备处正式成立。十年七月教部核准组织大纲，遂以八月招考预科学生。九月教部以郭校长兼东南大学校长。大学成立，自新建成贤街宿舍而外，校舍教员以逮图书设备，一赖高师之旧。至十二年一月评议会教授会联席会议，决定将南京高等师范合并于东南大学，南京高师之名称，自民四至是，始行取消。然东大之初期，犹多南高之旧同学，中间并无截然之界限。东大之改为中大也亦然，其校舍同，其设备同，教职员与学生既新陈代谢，其传统精神亦有了深厚的根基。南高、东大、中大三校先后递嬗，其校史概要如此。
质朴力学校风优良
作者是民国八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至民国十二年高师名称取消，改为东南大学，作者即于是年毕业。作者求学时期亦可谓南高之全盛时代。本篇想要说明南高所给予我们，究竟是些什么？若舍枝叶而求根本，便是南高的精神，而不限于某部某科。当年“高标硕望，领袖群伦”的人物，是哲学教授刘伯明先生（名经庶，以字行，南京人）。他于民国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以积劳逝世，年三十九。当临殁时，他问刘师母：“你是哪一系的学生？”他真是为母校而牺牲的，我们最纪念他。
校风之养成，其必要之条件有二：一为历史的关系，一为理想的确立。南京高师的校风，究竟是怎样呢？据刘伯明先生说：“吾校同学率皆勤朴，无浮华轻薄气习。而其最显著之优点，在专心致力于学。其坚苦卓绝，日进不已，至可钦佩，实纨绔子之学生所不能及者也。”此非刘先生一人之私言，近四十年南高毕业生服务社会亦既遍于全国，称赞南高学生好学精神的公平舆论，常常可以听到的。
南高成立时，刘先生担任哲学讲座，民国九年，任训育主任及文史地部主任，十年任校长办公处副主任。他以哲学家而办学，最注重于教育理想。他常谋物质方面设备固求完善，但物质较诸精神则仍居于次要。盖办学如无理想，则校舍无论如何壮丽，校具无论如何珍贵，其于社会上的功效必甚微薄，甚至贻害社会，造成自私自利之蠹民，亦未可知。反之，学校如具有一种共同之理想，则学生随教师之后，自能积极上进，历时已久，无形中自能造成优美的校风。回想我们求学时代，每逢集会，刘先生常以此意反覆申明，以为我们校舍尽管破旧，我们常保持一种“朴茂”的精神，不要有铜臭，不可有官气。这种演讲大有功效，渐渐侵入心坎里，唤起自觉和自重。就作者所知的许多同学，虽然都富于个性，但学校生活确乎是整个的，教授与同学的努力好像有完全的协调，有深切的内心的统一，这实在是南高教育上的成功。现在再把这种人格教育，分为德育、智育、美育、群育四方面来说明。南高时代学校生活，一言以蔽之，是有条理有意义的生活。
（一）德育。南京高师之宗旨有二：一方面固为养成优良教师，一方面又力求深造，兼欲养成专门学者，其性质与法国高等师范学校相似。因母校采行优待制度及严格的入学试验，吸收多数清寒而优秀的青年，由今看来，已经相当的达到目的。
刘伯明先生谆谆以精神修养为全校表率，其言曰：“吾国古来学风最重节操，大师宿儒，其立身行已靡不措意于斯。所谓不为燥湿轻重，不为穷达易节，最能形容其精神。”这种高尚的思想，曾经弥漫于母校，若干大师，皆致力于个人之感化，精神之涵养，对于学生无论修学游息，随时加以指导，由是改造其思想，陶冶其品性，不仅以授予智能为尽教授之职责。“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我们仿佛有所领会。
南高的大师对于西洋文化多深有研究，南高的精神，一面保持质朴的风气，一面又注重科学的训练，贯通中西，是其特长。科学在德育上足以培养独立的精神，与高远的理想。科学的鹄的在求真，即所谓格物致知。科学家既以真理为生命，必须虚衷考察，独立探讨，深思远虑，而无一毫之偏私。刘伯明先生尝曰：“吾人生于科学昌明之世，苟冀为学者，必于科学有适当之训练而后可。所谓科学之精神，其首要者，曰惟真是求。惟其如此，故其心最自由，不主故常，盖所谓自由之心，实古今新理发现必要之条件也。”世人多称南高学风偏于保守，这是一误解，与其称为保守，不如称为谨严，较近事实。南高的精神中科学的成分极重，他们不囿于见，不狃于私意，发言务求正确，不作妄诞之辞，最富于自由空气与真挚的精神。
（二）智育。时人称南高偏于保守，另一证据，即当白话文势力盛行以后，南高学人仍多用文言述学论事。作者的意思，以为白话文言各有特长，文言应求通俗，白话亦应洗练，两者本无严格划分的界线。但无论文言白话，应以思想为中心，随时代而进步，庶不致成为陈腔滥调。据作者所知，南高虽分为许多部，但有一共同倾向，即注重国文，注重科学的国文，且认为造就优良师资的先决条件。欲图国文之进步，必须将俗语俗文在相当程度之内，加以洗练，使渐与雅语雅文调和，又须使文字内容不悖于近代思想与科学方法。
母校智育的最大特色，当然是注重科学。中国科学社与南京高师都是民国四年成立的，科学社的发起人回国后大多数担任南高的教授。该社最初在美国成立，迁回中国时先在南高设立办事处，后来又在南高附近创立会所，两个机关密切合作。记得某教授很高兴的说过：“南高是中国科学社的大本营。”南高和其他高师不同的地方，即在其造就科学人才之众。世人常以南高与北大相提并论，也不是偶然的。
刘伯明先生深恐母校同学失之过专，常常提倡博约之旨，其言曰：“世界知识，其相互的关系，吾人亦应称加注意，俾治各种专门之学者，互相了解，于分门之中有一致之意，所谓同心相应（Like-mindedness），此即真正德谟克拉西之社会也。”南高学生倘不致变成狭隘的专家，昔年良师提携之功，诚不可没。
南高又有一最可自负之点，即留学生与国学大师的合作。文科方面有几位大师对于中国文化有透彻的研究与超越的见解，同时他们也注意于科学方法，故思虑周密，其探究事理常带有批评的精神。英人罗素尝谓西方文化显著的优点是科学方法，中国文化显著的优点是一种合理的生活观念，此二点希望其逐渐互相结合。当年南高的学风，确实存着这样自信心。古人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调和文理，沟通中外，实在是当年南高办学者的宏旨。
（三）美育。刘伯明先生谓通常之论人格者，仅及精神方面，而以与品性相混；不知所谓人格（西语曰Personality），审而观之，其中所涵要素，除自信、判断能力、庄重、温良等外，就其涉及形骸方面者，亦甚关重要。服装、健康、运动、游息等事，均应加以注意，勿以身体不强或不修边幅为荣誉。美术能调和人之感觉性与理智性，故为教育上重要工具之一。语其具体方法，如游览讽诵各伟大之创作，而培养其美感。应避免一切庸俗粗鄙之事物，应生活简单无浮华铺张之习，并应于可能时，培养自己所有之真正艺术才能。其在西洋，如希腊雅典之教育，以音乐与体操并重，而兼重文艺。体操者，一方面以健康为目的，一方面以身体为美的形式之发展，希腊雕像所以完成空前绝后之美，即由于此。但南高学生在这方面似未能尽副办学者的期望。有一次集会，刘先生演说，谓外人参观吾校，称吾校学生有老夫子气，其批评非毫无根据，刘先生常引以为诫。但是母校在局部方面未尝没有成功，体育专修科开全国风气之先，毕业生在体育界居于领导的地位甚多，这是公认的事实。
（四）群育。刘伯明先生常谓吾人治学，宜有社会的动机，研究学问固不欲仅仅收效于目前，然其与人生之关系，不可不知，因世无离人生独立之学问，而学问又不是供人赏玩的美术品。凡社会生活所生的结果，不必皆善，但一切善行若离社会而生活，则必不成，刘先生所诏示于同学者，在学校应有自治的精神，对地方应有公民的精神，对国家应有共和的精神，可说是南高群育纲领。南高时代学生自治会最有生气，课外研究又设立各种研究地，其目的在培养良好的公民资格，如公正无私，同情心，责任心，牺牲个人利益，尊重他人权利等事。从事政治活动而不根据于道德，则政治生活亦必致卑鄙龌龊，令人有贱视之心。南高学生个性虽极度发展，然绝不因主张之同意，隐隐有局部之对垒。学生界党同伐异之败德，母校独无征迹，这也是当年学校生活最感觉愉快的一点。
环境优美全国唯一
天才之发展与遗传环境两方面，均有密切之关系。天才虽亦有因遗传而来，然其受境遇之感化影响实甚大。人才之产生与其周围之山水风土，常相适应。自来山明水秀之地，多产生伟大之人物，此考之往事而可征信。母校的自然环境，在全国的各大学中可称是唯一的，课余之暇在台城上散步，看钟山的月出，扬子江头的落照，真有潇洒自得之意。仰高山而怀先哲，过城垣而思故国，玄武湖上泛舟时，谁没有仰俯今昔之感？或星期休沐，约二三良朋，在鸡鸣寺豁蒙楼，或清凉山扫叶楼，品茗闲谈，不觉时移，“江山重复争供眼，风雨纵横乱入楼，”诗情画意，又不觉油然而生。稍远一些，到钟山上远眺，大江如玉带横围，万家楼阁，一览无余，冈峦历历，绕郭浮青，规模的阔大，在精神上自更有甚深的感动。这些天然图画都是母校美丽的背景。曾有人以钟山的崇高，玄武的恬静，大江的雄毅，来象征母校的校训，我们后生小子，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本校校址，有千余年的历史渊源，自刘宋四学，萧梁五馆，以迄明代之国子监，后先辉映，实为文化圣地之一，故国乔木，谁能忘情？
服务社会成绩卓著
南高史学大师对古来乡治多津津乐道，以为今之形势，为一国执政易，为一乡领袖难。盖一国执政，不求彻底之改革，但为一时粉饰敷衍之计，此稍有才器者能之。为一乡领袖，则不但须有才器，尤须有高尚之道德节操，为群众所敬服者。我国古来虽为君主政体，然以幅员之广，人口之众，立国之本仍在各地方之自跻于善，初非徐恃一中央政府，或徒赖政府所任命的官吏，而人民绝不自谋。此其形式，虽与近世各国所谓地方自治者不侔，然欲导吾民以中国之习惯，渐趋于西方之法治，非徒此参其消息，不能得适当之导线。南高毕业生在各地办中学多年，成绩卓著的，实繁有徒，这是公民精神的一种表现。
当时中国政局紊乱，刘先生常深忧之，谓国人所缺乏者，为共和国民之精神。共和精神非他，即自动的对于政治负起责任，建立统一的国家。要而言之，自由必与负责相结合，而后始为真正的民治。仅有自由谓之放肆，任情任意而行，无中心以相维系，则有分崩离析之祸。仅负责任而无自由，谓之屈服，此军国民之训练，而非民治。真正的自由与负责，实同物而异名，惟负责而后有真自由，亦惟自由而后可以真负责。刘先生在清季尝入同盟会，要闻革命之役，曾为文论滇缅边界片马问题，传诵一时。清室既覆，民党多居高位，先生独赴美求学，有劝以入政府任外交者，先生笑谢之。既自美归，一意教育，其所倡导的民治，自然与国父的民权主义相契合。民权主义的精义，谓各人之聪明才力有天赋之不同，故将来之成就自然互异，苟不顾各人之聪明才力，强求一律平等，世界便无进步，人类亦将退化。吾人讲求民权平等，须使世界有进步，同时在政治上立于平等之地位。此种平等之实现，为吾人应有之努力。
南高精神永不磨灭
刘先生谓救国之事，全国之人应共负其责，特教育界可为之先导，而又必有充分之准备，循序为之，持之以恒，不凭一时含混之热诚。其所诏示同学者，有曰：“凡政治社会问题之关系较大者，宜本学理之研究，发为言论，其心廓然大公，不瞻徇任何派系之私意，惟以高贵之精神，崇伟之心理，与国人相见，斯真高尚之学风也。夫先觉者，感人之所同感，而较深切，其表见也又较著明，不若常人所感之暖昧滋混。惟其如是，故应本所感者发为文辞，播诸民间，为诗歌可也。为报章言论可也，如布种然，使其潜含暗长，历时既久，动机自生。历观中外大改革其发动之机，胥在于是。”
总而言之，在民国初年的教育史上，南高的校史当然是可以大书特书的一页。刘先生说：“吾侪对于宇宙的态度，须信其永无消灭，继续存在。有此理想，方可支持吾侪贡献于社会之勇气，而求人类之进化。”南高的名称虽然已经消灭了，南高的重心刘先生也已经以身为殉了，但是南高的教育现在已证明达到相当的成功，南高的精神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中央大学七十年》，[台]国立中央大学印行，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