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杏佛
杨杏佛（1893—1933），即杨铨，字宏甫，号杏佛，江西清江县人，经济管理学家，辛亥革命社会活动家，中国人权运动先驱，中国管理科学先驱。1910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任总统秘书处收发组组长，后赴美国，先后在康乃尔大学、哈佛大学学习。杨杏佛主张科学立国、教育救国、实业兴国，留学期间发起创办《科学》杂志。1919年8月，杨杏佛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东南大学）任教，曾担任商科主任、工科教授等职。五四运动后，开始积极宣传社会主义，1920年12月，杨杏佛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教育科学术讲演会上讲《教育与劳动问题》。1922年5月5日，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南京玄武湖举行马克思诞辰纪念会，杨杏佛应邀在会上作了《马克思传》的报告。认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极有实用的价值。
学校之不谈德育久矣。自江苏财政委员会有议裁国立自治学院之举，人格教育四字始出于办学者之口，而为国人所注目。张君劢氏以人格教育为自治学院之所特重，因谓自治学院，有一日之长。难者则谓人格教育为一切学校所公有，自治学院不得而专利。两者之言皆是也。自治学院于世风日趋卑下之际，知重人格，诚为独到之见；而难者以一切学校皆当重视人格，亦理所当然，无可非议也。顾今之所争不在学校之应否重视人格而在学校之有无人格教育。人格教育至几为一校所专利，则寻常教育家之忽视人格可知。民国十三年来，政治道德，社会道德，一落千丈，国人久不知人格为何物矣。吾人大索十日，乃仅仅见之于苏省财政会议席上：西狩获麟，诚不祥之物，宜乎主张裁撤自治学院者对此益感不安，而反对裁撤者对此亦默无一言也。然而十三年来国家祸乱之消息皆当由此两字参之。此两字虽为一部分教育家所厌闻，吾人固不得不犯颜一论之也。人格教育在旧学制中未尝无纸上之提倡，伦理修身诸课程皆教人如何为人之学也。其弊在徒尚空谈，墨守旧说。教者为违心之论，学者亦姑妄听之，所谓伦理修身诸学遂成课程表中之装饰品，社会亦以具文视之。民国成立，学制学风日趋美化。功利主义职业教育之说盛，人皆明生利之重要，职业之可贵，初不知功利职业皆不过人生工具之一也。旧日虚应故事之伦理修身诸课，至是多为专门以上学校所删弃，去虚伪，省光阴，此举诚近今学校改革中之一大进步。人格教育绝非书本与讲演所能奏效，此为一般教育家所公认。故废修身伦理，未必遂轻人格教育。特既废书本讲演之人格教育，而不能以生活熏陶之人格教育代之，学者无所适从，其弊遂不可胜言耳。
人格与职业
国人之出处苟且，寡廉鲜耻，至今日为极。贵为阁员，曾为代议士清为校长，宜可以为民表率矣，而考其出处，察其操行，多有不可告人，为匹夫匹妇所羞为者。说者见此辈挟有西国学位，其所嗜好，又皆力模西国资本家，遂谓为欧美拜金主义与职业教育之流毒。不知欧美虽拜金，其取金有道，虽重职业，其就职有方。最近美国之石油贿案，—经发生，阁员下狱，凡牵连之官吏，无不按律治罪，视中国人士苟有公款过手，无不吞蚀自肥，贵为总统，贱为仆役，几无一能免，而社会反视为当然者，其拜金道德相去何可以道理计。近人提倡职业教育，几于视职业为道德，奉成功如神圣，以一时之侥幸成败，定人品之终身优劣，举数千年安贫乐道之风，毁灭无余，以为非如此不能与西人竞富强，岂知富强之基即由此毁。西人不可一日无职业，然法占鲁尔，德之矿工宁冻馁不肯为敌服务。彼岂不知业之可贵，乃甘自荒其身，则以有大于职业之国民责任在也。孰谓职业之中，不能表现人格哉?中国连年政争不已，是非不明，皆人才急于求用，重职业而轻人格所致。无论大奸巨猾，一登高位，则天下之学者英雄莫不奔走其门，愿供驱使。但有利禄无不可招之才，但有金钱无不可致之名，故权奸宵小，益复肆无忌惮，而社会之正气荡然无存矣。向使重职业者亦重人格，政治家不为奸人画策，实业家不为奸人理财，教育家不为奸人沽名，乃至小工小商皆不肯苟且谋食为奸人用，则国中虽无锄奸革命之师，正言民气已足夺武人权奸之魄，何至贿赂遍于天下，奸诈深入人心，以数千年敦尚礼教之邦，其民德反视后进之欧美有愧色哉!
人格与新旧道德
吾人论今日民德之卑下，辄以处兹新旧过渡时代，旧道德已失其效用，新道德尚未树立为解释。不知道德或有新旧之分，人格则亘古今中外初无二致。所谓人格者，有理想崇尚之格而能虔诚实行之谓也。分析之，实含有三要素：<一)理想之标准，即所谓格或道，此为理智的。(二)愿崇奉此格或道之牺牲精神，此为感情的。(三)此精神从日常生活中之实际表现，此为实行的。阳明主张知行合一，所谓知者实指理智之标准，所谓行者即合情感与实行之表现而言，二者合一，斯即今人所谓人格养成也。美哲学家罗意斯(Josiah Royce)著忠之哲学，以忠为解决一切道德学问题之本，而其所主张者，则为忠于所忠。所忠理想之标准也，忠则情感与行为之实现也。易言之，亦即人格之陶铸。故孟子之杀身成仁，陶渊明之忧道不忧贫，方孝孺之死节，罗素之非战下狱，其时地与信仰虽各不同，而为人格之表现则一也。今之新旧道德问题，皆理想标准之变迁而已，无论其人为主张忠君之宗社党复辟党，或为信仰共产之社会党安那其党，其必有忠其所忠知行合一之人格，然后乃可有为，乃不愧为人，则为一定不移之论也。道德标准之不同，对社会言对时代言则可，若对个人，则无论其今吾故吾之差别如何，其在某一时代必有当时自认之理想标准，苟所言行与此相背，即为自相矛盾丧失人格之流，虽罗列千秋万国之道德标准，无以自解也。此就知识阶级有主义而不能实行者言之，若未受教育之社会，本无理想之生活标准，自不能责以奉行何物，此辈但知勤劳衣食求偿其物质之欲望，既不能为大善，亦不能为大恶，其知识行为，去上古之原人仅一间而已。今日为国中祸乱之原者，不在不知有格之愚陋阶级，而在知有格而不能为人之知识阶级。主张旧道德者所犯乃为不忠不孝，欺伪诈骗；主张新道德者所犯乃为不爱国，不平等，残忍自私。以其所言，迹其所行，皆为其主义之罪人。故就表面观之，知识阶级似新旧派别分歧，主张各异，若进叩其内容，则皆暮夜乞怜白日骄人之伪君子，其手段虽不同，而人格破产则一。呜呼，孰谓中国不统一哉!
人格教育与大学
世风如此，不特无以立于世界竞争之日，即在闭关时代，亦五代金元而已，求其不祸乱相寻分崩扰攘得乎?故谋救国者，首在正人心，此非迂腐之谈也。法大革命揭橥平等自由博爱三义，美独立战争亦以人类平等主权在民相号召。既张大义，群起赴之，富贵不淫，威武不屈，卒底于成，虽政治革命而实人格奋斗也。天下未有无人格之民，而能得政治独立者。使福禄、倍尔、卢梭而为华歆、扬雄、李克用之流，华盛顿、佛兰克林而为操莽袁世凯之辈，岂有今日壮严灿烂之美法共和国；故吾谓张君劢氏以人格教育立自治之本为独到之见也。惟自治人才不限于自治学院，今之大学中学之学生，皆未来之民国领袖也。而以地位论，大学之责任尤重。古圣王之设乡校，实为州里立清议之基，后世太学书院，其是非亦足左右天下，降及明末，复社之书生，猷足使阮大铖畏惧，至纳贿乍怜以求一顾而不可得。太学书院非有生杀进退之权，而天下人敬畏之，乃胜于朝官贵绅，则以当时学者，皆有卓然树立之人格也。社会受其薰陶，而顽夫廉，懦夫立，其影响亦何大哉!今则何如，教育家奔走权门，沾余沥而自喜，学校校长学生剧秦美新，以军人官僚之小惠骄人。昔之阮大铖以士林之一顾为荣，今之士林以阮大铖之一顾为荣，而其自命则固社会清流青年模范也。大学人物之人格如此，军人官僚可知，社会人士又可知，故欲挽狂澜正风俗当自大学有人格教育始，而大学之人格教育又当自校长教职员之敦品励学以身作则始。曾国藩谓“风俗之厚薄视乎一二人心之所向”。此所谓一二人者，当然非寻常之贩夫走卒，而为负有扶翼名教责任之知识界领袖也。欧美社会，一言一动莫不以其地之大学校长与教授为模范，其尤贤者则为全国所景仰，乃至为举世烟斯被里纯之源泉，如赫胥黎、汤姆生、爱立娥(哈佛大学前校长)、华特(康乃尔大学前校长)之类，虽百帝王不足抵其势力也。试问中国今日大学之校长教授何如?野心者奔走权门，藉教育为政治之工具，自好者苟全性命，以学校为逐世之山林，本无作育之心，何能收感化之效?亦有少数学校以科学文学成绩自豪，以为学生得此已足，不知学问不过知识之利器，可以为善，亦可以为恶，苟于对己对社会对国家对人类之责任无深切之了解，与忠诚之奉行，则其所学徒济其恶而己。故无论何派人物，必有服从主义不私小己之精神与操守，然后可以感人，可以济世。论者每叹今日学风嚣张、社会堕落，不知其症结实在学校领袖自丧人格也。
然则中国之民德岂遂江河日下，无可挽回乎?是又不然。中国为数千年重士之国，虽近年思想多变，然其敬学爱德之根性仍在，诚得少数士林领袖坚苦卓绝，居高提倡，使天下之人皆知重气节，崇实学，则奔竞依附之风自绝，吾人所崇拜想望之两汉风俗欧美民德皆不难立致也。光武继新莽纂夺之后，以帝王一人之力，犹能使东汉节义为百世法，况当共和之世，以全国大学肩教育之责乎。惟大学之责任既如是其重，则大学校长之人选更不可不慎，欧美之大学校长，多为著作等身望重士林曾任数十年教授之学者，绝少五十以下之人。实至名归，水到渠成，故无竞争之可言。吾国昔日之书院山长亦必择道高德崇之文学泰斗为之，绝无侥幸获选者。今人见学校师生不能相感，学风日敝，颇有主张恢复书院制者，不知得人则书院学校皆能收潜移默化之功，不得人则书院学校皆为师生通同作伪欺骗社会之所，区区形式之变更岂能转移风俗哉!吕新吾《呻吟语》中有云：“君子当事，则小人皆为君子，至此不为君子，真小人也：小人当事，则中人皆为小人，至此不为小人，真君子也。”余最服膺其言，以为深明风俗升降之枢机。大学校长之人选所以当慎重者，正以全校大多数之教职员与学生，乃至其所居之社会为君子为小人皆由其一人之趋向决之也。世间真君子少，真小人尤少，故改善风俗未必遂难于败坏风俗也。有有人格之校长，全校必皆努力于人格之修养，不待赏罚劝告也。有无人格之校长，则全校之人格，必自然堕落，亦不待威胁利诱也。上之感下，如响斯应，势所必然也。
以吾所言，校长之人选似若甚难，或且虑全国之大，将无一人入选，此实杞忧也。吾所认为合格之大学校长，但能重廉耻，有专学，而为国人所信仰者足矣。大学为最高学府，无学则不足为士之模范，大学又为全国之师表，不廉不耻，则无所不取，无所不为，何以劝德，何以励俗，而所谓学问廉耻者从何识之，自不得不就其平日行为能否得士林与社会之信仰断之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中华民国之大，岂不能得敷十大学校长哉。呜呼。今日何日，非江浙战云弥漫全国之时乎?以十三年之苟安自私，优柔寡断，而酿成今日灭门之祸。聚两省五千万之人民不能得乞命之和平，但有流离奔避死伤冻馁而已。人格何在，民权何在，生命财产之安全又何在?佛兰克令曰，“舍自由而求安全者，必两失之。”此江浙之民，亦全国之民也。时至今日，而犹不提倡人格教育，吾恐共管之说，不待人迫，吾民将自甘之如饴矣。顾亭林谓“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今其时矣，国人其猛省!大学平素以最高学府自居?衣食于民，其速起为全国树立人格之先声，勿使东林复社地下笑人也。
民国十三年九月九日作于南京
《杨杏佛文存》，平凡书局，192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