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笔名毅，浙江绍兴柯桥镇江头人。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早年求学于复旦公学和北京大学，是蔡元培的学生。罗家伦支持新文化运动，与傅斯年、徐彦之成立新潮社。罗家伦还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和命名者，曾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1926年，罗家伦留学归国后任教于国立东南大学。后历任国立清华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校长。1930—1932年，中大易长频繁，百端待理。罗家伦临危受命，出长中大，整饬办学秩序，苦心延聘名师，积极规划建设，充实仪器设备，使中央大学在国难深重之际得到充实、发展而臻于鼎盛。
我（从庐山）回到南京，一方面很镇定的举行（中央、浙江、武汉）三大学联合招生考试，考完之后，催促教授们赶快看卷子，一方面限定大家在二星期之内把重要的图书、仪器一齐装箱，八月十三日，上海的战争爆发了，八，一四南京遭受日本大队重轰炸机的空袭，这队飞机是日本著名的木根井航空大队，由台北松山机场起飞的，那天倒很好，一口气打下他六架，以后南京天天有空袭，但敌人的目标还是在光华门外的机场和若干军事据点。以中央大学为主体并且参加了若干浙大、武大教授的阅卷委员会，在十五日已经把全部卷子阅完（那年投考的有一万一千人左右，评阅的卷子有六万多本），到八月十九日下午所有的分数一律算好了，有三所大学合组的考试委员会在大石桥中央大学校本部图书馆阅览室开会，大致到了六点钟吃饭的时候，大体的决定已经有了，不过还有若干附带问题尚待继续商讨，六点钟，我们在图书馆楼上开始用晚餐，刚刚大家放下筷子的时候，天空的敌机不断的盘旋，我们起初以为他所找的仍是军事目标，不至于会炸到大学，所以不曾十分注意，那时中大的警卫队长李治华君跑上楼来对我说：“敌机在上面盘旋，不怀好意，请赶快到图书馆最下一层半截在地下的书库里坐一下。”于是我约集其他两校的代表和本校的教职员，一共一百多人到地下书库，我为了要结束这个会起见，约集其他两校的代表坐成一个圈子，我自己拿了一把扶手椅，手放在扶手上正要坐下去的时候，忽而听见一声剧烈的爆炸，像天崩地坍一样，屋顶上的水泥纷纷像暴雨般的掉下来，这种强烈的爆炸声音，继续不断有十余分钟，飞机声音稍小，李治华君又赶下来向我报告道： “后面化学室起火，女生宿舍全部被炸。”于是乎我立刻出来，站在图书馆前的一个大日晷前面，督促本校员工救火，正在救火的时候，又听见一连串不断的爆炸声，天空红色的碎片横飞，响了十分钟之久，我们还是不问，把化学馆的火救熄，女生宿舍被炸变为平地，围墙以外承贤街农场的男生宿舍二、三层楼的门窗，几乎全部被震碎，可是男女宿舍两处均未伤人，只有正在建筑牙医专科学校大楼的工人炸死了五个，校工炸死二人，是最不幸的牺牲者。说到女生和男生宿舍受到这种损毁而不曾伤人，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但是其中有一段经过，是当时在场的人都知道的，我不妨补说一下。南京从八月十四被空袭起，来找我的客人大大的减少了，我的办公室在大礼堂的二层楼上，这个礼堂是为当年开国民会议建筑的，相当坚固，我的办公室就正对大门，女生宿舍靠近大礼堂的左边，是中国式的平房，因为客人稀少，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忽而注意到邻近的女生宿舍，感觉到不妥当，于是坐下来下了一个条子，请女生指导员陈美瑜女士（她原是金女大教授，当时在中大卫生教育科任教），要她把住在宿舍里的女生限定在十九日上午一律搬出去，家在南京的回家，家不在南京的搬到三牌楼中大农学院女生宿舍里暂住。这个条子写好以后，我又在办公室走了若干个圈子，又想到男生宿舍二、三层楼不妥，因为男生当时没有空袭的经验，常常喜欢跑到屋顶上去看敌机，所以我又写了一个条子给男生宿舍管理员吴茂聪和汪瑞年二位，要他们把二、三层楼的男生，一起搬到一层楼居住。这二个条子送出以后，他们三位负管理责任的人，前后都来对我说，这个命令很难得执行。女生指导员说：女生因为暑假之后，宿舍人少，洗澡又便利，觉到凉爽舒服。男生管理员说：因为这是热天，二、三楼房屋比较风大，男生也不肯搬。我很严厉地坚持非要他们做到不可。到了下午二点钟，吴、汪两君来报告我说：他们费了很大的气力把二、三层楼男生搬到一楼。在四点钟的时候，陈美瑜女士到图书馆会场里同我说：费了很大的唇舌，把女生搬出校本部的宿舍，方才搬完，她要请假二星期回浙江省亲，我自然答应了的。可是在三小时之内，女生宿舍被炸，他们报告我说炸的时候，陈女士正在宿舍里，于是我下令叫他们赶快去挖，不想正预备了器具去发掘宿舍废墟的时候，这位女教授从倒坍了的宿舍旁边爬了出来，狂奔到图书馆门口来找我，只见她一身都是灰，后头跟着一个女工，原来陈女士从图书馆出来，正准备收拾行李明天回家的时候，忽而炸弹落下来了，女工王妈正帮她在理东西，立刻上前把陈女士抱住往地下一滚，她说：“陈小姐，我们死在一道吧！”那知这一滚，正滚在水门汀的洗脸台之下，这幢房屋倒坍下来的时候，虽然是石瓦横飞，可是他们在洗脸架之下却得到了庇护，等到轰炸停止，这一排架子底下成了一条小的弄堂，他们就从这弄堂内爬了出来，这是女生宿舍的情形。至于男生宿舍，为什么二、三楼炸得门窗无余，而一层楼学生所居之地没有一人受伤呢？这些炸男生宿舍的炸片却与日本飞机所投的炸弹无关，因为北极阁上有若干门高射炮，有一辆装满高射炮弹的卡车，正准备开上北极阁去时，正值敌机当头，于是就在承贤街中央大学宿舍的墙外停下来，想不到这车炮弹受到了敌机炸弹的破片起火爆炸起来了，因为高射炮弹是挥发性向上的，它穿透的力量不大，又在墙外，所以它爆炸的弹片向上飞，把围墙里的树木炸了许多，碎片再飞上去，破坏了男生宿舍二、三层楼的门窗，底下一层反而无恙；那一天单是在围墙里敌机投下的炸弹二百五十公斤的一共有七枚，计四分之三公吨，来炸毁一个不成为军事目标的大学，其中离我最近的一个，就在图书馆书库的外面，炸弹坑距外墙只有三公尺，若是不是一个钢骨水泥的墙隔着，那不只是我，在里面的一百多人，恐怕大部分毁灭了。第二天早上，我站在大门里马路旁的法国梧桐树下，拿了一支铅笔一本拍字簿，正在发号施令督促大家工作的时候，有四个女生跑来谢我，我说：“你们真是小孩子！昨天你们还不搬，以为是我的虐政，今天倒谢起我来了。”也有许多男生来对我作同样的表示，这是一件很巧的事。许多迷信的人，或者以为我有什么神灵帮助，说不好听一点的话，或者是有什么巫术，其实我以为灵感都说不上，只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他在危险的时期，把他责任以内的事，多用了一点心思罢了。那一天还有一件可庆幸的事，就是在被炸毁的牙科临时房屋之内，有几十箱贵重的仪器，就在那天早上搬到下关，上了轮船向上游起运。
我虽然把一部分图书仪器开始搬运，可是这种措置，并未奉到命令，对于校址设在何处，虽然我自己胸有成竹，可是并没有呈奉政府决定。说到把中央大学迁移这个问题，当时正是议论纷纭，主张不一：卫戍司令部为了怕动摇人心，是绝对不希望中央大学搬的；教育部当时仍然希望中央大学在郊外选择比较安全的地点开学；胡适之先生主张我搬到安徽的九华山去；张岳军先生主张我搬到牯岭新造的图书馆和训练团里去，学校里许多教职员受了“蜀道难”的影响，都不主张远迁，有的主张至多迁到武汉，暂借武汉大学上课，说得顶远的，也只是到宜昌为止，到重庆几乎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我研究一切军事、地理和经济上的条件，有迁到重庆的决心。可是在中央大学没有轰炸以前，这个问题是在任何方面都难于得到赞同的，现在受了这种严重的轰炸以后，自然我说话容易一点。
自从南京第一次大轰炸以后，中央大学又受到过三次轰炸，第一次被炸以后，大礼堂已相当残破，于是我搬到图书馆办公，总务处在附近的文学院办公，如斯者有一个多礼拜，忽然我发现文学院办公的单位，搬到农学院去了，我很不高兴，对总务长说：“我尚在此，为什么同人们要搬到那边去呢？”我要他们搬回来，经总务长婉劝以后，我放弃了我的主张，可是我自己还不搬，不想第二天文学院果然被炸，若是当时我固执一点的话，可能有若干位同人会受到灾害。在这个时期，无论是总务方面的人员也好，各系的教授、助教也好，都是一有工夫就到学校来为图书仪器装箱，在九月底以前，凡是可以装运的，都已经运出，其中有件很笨重的仪器，就是航空工程系的一个风筒，这个风筒是试验飞机模型所必须的设备，大约要值二十几万美金，其中最大的一件机器无法分拆的有七吨多重，要运上轮船，是件极不容易的事，因为没载这么重的汽车。我和航空工程系主任罗荣安先生说，请你负责把这个风筒运到重庆，他下了决心，风筒不运走，他决不走，居然以愚公移山的办法，把这庞然大物搬上了轮船，载往重庆，像这种的精神，实在是值得赞扬。在这段期间，中央大学每次轰炸，我都在场，我自己家里的对象器具全部放弃，什么事先尽公家，亦只有这种作法，才可以对得住中央大学这些同事，若是我做校长的先顾自己的东西，我能责备谁应当先为公家着想？到九月底，学校的图书仪器搬完以后，我于十月初离开南京，到安徽屯溪为中央大学实验学校主持开学典礼，我是坐小汽车去的，我动身以前，安徽中学校长姚文采先生想搭我的车，要我到夫子庙莲花池去接他，我临出家门的时候，只带了两个小手提箱，不过装些换洗的衣服，就是书桌上的陈设，也一点没有带走，临走的时候，把各个房间巡视一番，心里觉得：第一，要带也带不了这许多；第二，在这伟大的抗战揭幕以后，生死都置之度外，还管什么东西？所以看过以后，只拿了一瓶香槟酒，是我在清华大学做校长的时候请客没有用完，带到南京的，我拿了这瓶酒上汽车的时候，指着这瓶酒发誓道：“不回南京，我不开这瓶香槟”，不料正上车的时候，空袭警报又响了，我仍然在紧急警报下到达莲花池，接了姚先生一同出小南门，转向芜湖的国道。在路上遇着一队日本飞机，共二十一架去炸芜湖的机场，我们汽车在中途照常开行，因为我想它决不会因为我一部汽车，来变更他原定的目标，等到我到芜湖的时候，这一队日本飞机，又在我上面回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