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笔名毅，浙江绍兴柯桥镇江头人。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早年求学于复旦公学和北京大学，是蔡元培的学生。罗家伦支持新文化运动，与傅斯年、徐彦之成立新潮社。罗家伦还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和命名者，曾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1926年，罗家伦留学归国后任教于国立东南大学。后历任国立清华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校长。1930—1932年，中大易长频繁，百端待理。罗家伦临危受命，出长中大，整饬办学秩序，苦心延聘名师，积极规划建设，充实仪器设备，使中央大学在国难深重之际得到充实、发展而臻于鼎盛。
七月十四日我因为武大浙大中大三大学联合招考出题事，乘飞机飞回南京；十五日从何应钦将军处知道昨夜平汉路上有一千三百辆火车已经开始大量运兵。当天，我就开始作迁校的布置。十六日，我回到庐山，那天正当蒋先生在庐山谈话会席上，宣布他有历史上重要性的谈话，坚决表示抗战。七月十八日庐山训练团在海会寺举行毕业典礼。在巍巍的五老峰下，俯瞰浩浩千顷，一望无际的鄱阳湖，日光反射，现出青碧紫金的水光云影；司令台下，整齐的站着五千个受训人员，军队长官、公务人员、教育人员草绿色的制服，把他们溶成文武合一的景象，这是何等庄伟的奇观！这时夏季的骄阳，渐渐当空，蒋先生在烈日下岸然站了二个半钟头，演讲“建国在作战的时候”的道理。“抗战建国”的口号，后来就是从这篇演讲里结晶出来的。蒋先生的汗，从头顶流到脚跟，在场人的血，也就从心房喷到面颊，显露出无限的感动。七月二十日蒋先生下山回京，我们也就继续下来。回京以后，我就嘱总务处将一年以前冀东事变时，预备好的大木箱，里面钉了铅皮预备长途旅行用的，先取出五百五十支，将重要的图画仪器装箱。[当时我教人打这大批的箱子，大家不知道有何用途，其实当时我即看定中日之间，是迟早不免一战的。我并不想做陶德曼（Trautmann系当时德国驻华大使，我们开玩笑叫他“逃得慢”）大使的哥哥“陶德快”，但为保全国家文化事业元气计，平时也不能不作有备无患的打算。若是没有这批箱子，当时军事倥惚，是无法可以临时做就的。]同时我又请几位教授，分两路出发：一路是法学院长马洗繁先生和经济系主任吴幹先生向重庆出发，一路是心理系教授王书林先生向两湖出发，寻觅适当校址。后来又另请医学院教授蔡翘先生为一路，向成都出发，专为向华西大学接洽容纳中大医学院事。他们都抛开了家庭不管，为迁校而奔波，吃了许多辛苦。王书林先生曾一度赴湖南醴陵觅校址，被县长当做汉奸捉起来了，经朱经农先生去电方才释放。原因是这位县太爷不知道南京有中央大学！后来王先生回到武汉，我请他设了一个办事处，做一个中途的腰站。我接到各路调查的报告以后，详细考虑，决定将校本部迁往重庆。医学院因为医学设备上合作的便利，放在成都。但是这个决定，却受了校内校外不少的反对，以为何必迁得这么远。许多同情而有力量的校外朋友，有主张即在南京城外掘防空壕上课的，有主张迁至上海的，有主张迁至安徽九华山的，有主张迁至牯岭新图书馆馆址内的；校内的朋友，有主张迁至武昌珞珈山的，有主张迁至沙市的，迁至宜昌的，议论纷纭，阻力甚多。后来我亲往陵园见蒋先生，详陈我下这判断的理由，经他允准，我才自由的放手做去。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当时看定了重庆，一搬就搬来此地呢？我的见解是：第一，我断定这次抗战是长期的，文化机关与军事机关不同，不便一搬再搬。第二，所迁地点，以水道能直达者为宜，搬过小家的应当知道搬这样一个大家的困难。第三，重庆不但军事上为险要，而且山陵起伏，宜于防空。最后一点意见，是因为七七事变前两年我为察哈尔问题，因公赴成都谒见蒋先生一次，来回在重庆勾留约三天，曾经相度地形脑筋里有这点观念。
最重要的图书仪器已经装好箱，而且几百箱运到江边怡和太古趸船上了，敌人对于南京的大轰炸，也就开始。第一次是八月十五日，一批敌机向中大扫射，弹中图书馆及附属实验学校大门；那时我还教大家不要张扬，恐怕校内人心摇动，有碍装箱及招考工作。第二次是八月十九日下午六时许。那天我们正在开三大学联合招生委员会，决定录取学生名单。因为天气热，所以从早上六点钟开起；因为手续繁，所以到下午六时尚未开完。中午有过两次空袭，都是炸光华门外飞机场，所以我们仍然照常工作，没有理会。下午六时会尚未完，大家开始吃晚饭；正在图书馆二层楼吃饭的时候，本校警卫队长来报告，说敌机在屋顶盘旋，大家到地下室去避一下罢。南京地底，掘下去二三尺即见水，所以校内仅有防空壕的设备，上面不过盖土二三公尺。而图书馆的地下室，也是很普通的，窗子还在地平上面。我们下去了，我正按着扶手椅的两柄，要坐下去，请大家继续开会；忽然砰然一声，屋顶上的水泥，如急雨般的打下，房子向两边摇摆。以后继续的几十声，有如天崩地塌。我们知道本校受炸了。炸后又有五分钟不断的清脆爆炸声。那时候校警来报告科学馆后面的房屋起火了。我们不能等敌机离开上空，一齐出来救火。燃烧的是一年级普通化学实验室，当即将其扑灭。统计那次大学围墙内落了二百五十公斤（五百五十磅）的炸弹七枚，墙外还有许多。这炸弹的重量不是随便估的，因为我们所在的图书馆墙外，就中两弹；我们拾到的炸弹片有一块很完整的，上面有八个汉文楷字“二五○瓩陆用爆弹”。（此片当保存为传校之宝。）这种重磅炸弹，有一个就落在我们所在地的墙外三公尺爆炸。不是一重钢骨水泥的墙，我们二百多人一齐毁了。这是敌人对付我们文化机关的狰狞面目！但是这种狰狞的面目，吓我们不了。我们于救火完毕以后，还继续开会约十分钟，将招生事件结束，各校代表将新生成绩名单，分带回校。
这次严重的轰炸损毁房屋七八处，死了校工七人。大礼堂的讲台被炸了，但是讲台上笨重的椅子，却安然飞在第三层看台上摆着！牙医专科学校的房子炸平了，里面二十八箱贵重的仪器，刚巧于那天早上八点钟搬到下关！还有一件很巧的事。自八月十五日轰炸以后，来访我的客人较少。十七日的旱晨，我独自在大礼堂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忽然想起校内女生宿舍和校外男生宿舍均不妥当，于是坐下来写了两个条子：一个给男生宿舍管理员，限男生从二三层楼迁至一层楼；女生宿舍是一层的木架平房，所以另一条子给女生指导员，请其限女生有家者归家，无家者迁至三牌楼农学院。两处都限于十九日上午八时以前迁妥。当时两处的负责人都感觉困难，原因是男生爱二三楼风凉。女生是贪图校内宿舍便利。我坚持要办到，男生是下午迁妥的，而下午轰炸时，适有一辆运高射炮弹上北极阁去的汽车，临时来不及，停在男生宿舍墙外不远，中了碎片着火炸了，男生宿舍二三楼的楼窗全碎，炸片很多，但是在迁到一层楼的男生无恙。我们在图书馆听见的清脆爆炸声，就是这车高射炮弹爆炸的声音！至于女生宿舍呢？十九日下午四时半女生指导员卫生教育科教授陈美愉女士到图书馆会场里来对我说，女生现在迁移完毕，她想请假回家两星期。我欣然答应了。她回到女生宿舍内整理自己的行装。哪知道正当这时候全部女生宿舍被炸毁！我最初得到的报告是陈女士被炸在里面，我赶快教人去发掘救护。这批发掘救护的人正要去的时候，陈女士已狂奔而来。她和一个女工友当炸中该舍的一刹那，睡倒在女生的一排水门汀洗脸架底下，后来循着未倒的墙根爬出。女生宿舍内竟无一人死伤！这是何等的幸事！第二天有四个女生来谢谢我。我笑着对她们说“你们当时还不肯搬呢！”难道这是一件灵异吗？还是我当时真有柏格森的直觉？都不是的。这理由很简单，只是一个负责任的人，若是他有责任心而头脑稍微有点冷静时候的话，应当把他分内的事，尤其是感觉不妥之处，费心思打量一番罢了。
受了大轰炸以后，迁校的工作，自然更当积极。我的办公室炸得不像样子了，第二天一早，我站在校门内一行法国梧桐底下办公。因为暑期内人手分散，所以我看见每一位教职员进来，就分配他一件工作，大都是在整理和装箱方面的。敌机来了，我们仍在图书馆内一躲。谢谢他们的热诚和勇敢，最大部分的东西，都已有了归束。我请一位航空工程教授罗荣安先生拆卸风洞，对他说，风洞不运走，请你不要离开南京。果然，等到风洞最重要的一部七吨半的机器上船以后，他才离开。
敌机第三度的光顾，是八月二十六日晚上，把实验学校炸了。第二天一早我到实验学校视察，站在炸弹坑边，一个老校工跑来，一夜的恐怖，使他的神色已变，他不知所措的跪在我前面。我扶起他，对着几位实校教职员，指着炸弹坑说：“寇能覆之，我必能兴之。”我也不必再说下去了。以后我将实校迁至安徽屯溪开学（因为初高中学生不能离家太远），后来迁至长沙岳麓山，最后迁至贵阳，始终不肯因大学本身经费困难而停办，就是要争这一口气，因为这不是我个人的闲气。
我原来的办公室既不能办公，于是迁至图书馆的小阅览室内。总办公处迁至旁边的文学院内。因为敌机多次空袭常在大学上面盘旋，所以总务长对我建议将总办公处迁至城内三牌楼农学院内，因为该处防空壕较好。我已同意了，但是迁移的日期，尚未决定。九月二十五日上午我到图书馆时，知道总办公处已搬。我深怪这搬移的举动太快；本部恐怕还有小部分事要料理，想把他搬回来。总务长告我，说是他允许他们搬去的，我自然也就尊重了负责同人的意见。那知道他这意见很好，就是二十五日下午的四时，文学院被炸了！这是敌机第四次的光顾。这一搬也真是巧合。
现在回到重庆方面来讲罢。马吴二先生在重庆承各方面，尤其是重庆大学的帮助，得到较为适宜，“自成小小格局的地址”（马先生函中语）。但是还有工程上、设备上、运输上、人事上许多问题，需要不断的和我商量，才能决定。而下游军电甚多，普通电报迟缓太甚，实在是我们迁校进行上的障碍。于是我们想了一个有效的转信办法，就是由马先生用急电由重庆致汉口腰站的王先生（这段电报畅通），由王先生每晚用长途电话给我；我在电话里将我的决定告王先生，由他立刻用电报给马先生。所以每天晚上十二时以后，是我等长途电话的时候，如晚间空袭，有时等到三四点钟，但是天天晚上总有长途电话来的。重庆方面一切材料大致预备好了，只等房子动工。什么时候动工呢？这点有一个法令上的手续问题，就是我要等教育部的覆令。九月十八日南京外交团接到敌人通告，说是二十日要不分皂白的滥炸南京，请各国外交人员避开。二十二日敌机一百架炸南京，二十三日我奉到准迁重庆的部令。于是立刻告知汉口转达重庆，嘱其迅速动工，十月初南京的东西大致迁移就绪。为这次迁移最出力的事务主任李声轩先生也，可以稍微抽身．于是就请他和水利系主任原素欣先生、工程师徐敬直先生前往重庆，办理校舍建筑事宜。一方面通知全体教职员学生于十月十日集中汉口，转船西上。关于这一部分繁杂的交通事宜都是归王书林先生主办的。大家都先后上路了，我于十月五日离开南京经芜湖到屯溪，赶往主持十月十日实验学校的开学典礼。事后即赴汉口，于二十五口乘飞机抵重庆。那时候教职员学生已经有一部分先我而到了。
到重庆以后，知道校舍大致均已就绪。经各位先生不分昼夜的劳苦，分十八个包工，集合了一千七百多工人日夜工作，谢谢他们，容一千余人的校舍，竟于四十二天完成。大家开始搬进去，于十一月初已经开始上课。这个速度，不能不算一个记录！
虽然正当猛烈的战事，经过长途的跋涉，我们的功课，开得还是很整齐的。我们的图书仪器，都已搬出，而且展开使用。不但重庆本部开学，并且医学院和牙医专科学校已先本校在成都开学了。我们教学的标准，从那时起到现在止，还没有比在南京时降低。
我们这次搬家，或者可以算是较有计划有组织的几千个人，几千大箱东西，浩浩荡荡的西上，于不知不觉中，竟做了国府为主持长期抗战而奠定陪都的前驱。这次搬来的东西，有极笨重的．有很精微的；还有拆卸的飞机三架（航空工程教学之用），泡制好的死尸二十四具（医学院解剖之用），两翼四足之流，亦复不少。若是不说到牧场牲畜的迁移，似乎觉得这个西迁的故事不甚完备：中大牧场中有许多国内外很好的牲畜品种，应当保留，我们最初和民生公司商量，改造了轮船的一层；将好的品种，每样选一对，成了基督教旧约中的罗哀宝筏（Noah's Arc)，随着别的东西西上，这真是实现唐人“鸡犬图书共一船”的诗句了。可是还有余下来在南京的呢？我以为管不得了。所以我临离开的时候，告诉一位留下管理牧场的同人说，万一敌人逼近首都，这些余下的牲畜，你可迁则迁，不可迁则放弃了，我们也不能怪你。可是他决不放弃。敌人是十一月十三日攻陷首都的，他于九日见军事情形不佳，就把这些牲畜用木船过江。由浦口、浦镇，过安徽，经河南边境，转人湖北，到宜昌再用水运。这一段游牧的生活，经过了大约一年的时间，这些美国牛、荷兰牛、澳洲牛、英国猪、美国猪和用笼子骑在它们背上的美国鸡、北京鸭，可怜也受日寇的压迫，和沙漠中的骆驼队一样，踏上了他们几千里长征的路线，每天只能走十几里，而且走一两天要歇三五天，居然于第二年的十一月中到了重庆。我于一天傍晚的时候，由校进城，在路上遇见它们到了，仿佛如乱后骨肉重逢一样真是有悲喜交集的情绪。领导这个牲畜长征的，是一位管牧场的王酉亭先生；他平时的月薪不过八十元！
到了重庆的第二年，学生人数激增，到了二千以上，沙坪坝的校址容不下了；而且为疏散关系，也当另辟新址。于是又选择了一个风景清幽的地方——柏溪——建筑了一个分校。该处逐渐增加房屋，现在可容一千多人，所以现在中央大学的校址分为四处：（一）沙坪坝，（二）柏溪，（三）成都，（四）贵阳。四处有四处的好处，可是四处的开支也不容易呀！
西迁以后，添了一个师范学院将以前教育学院原有的系维持和改隶以外，还添了七系一科。工学院添了航空工程、水利工程两系，电机工程系和土木工程系从单班加到双班，机械工程系从单班加到三班。又加了一个低级的技工训练班。医学院添了四个年级（从三年级到六年级），去年添了一个牙科门诊部，今年还添办一个大规模的医院。农学院添了一班畜牧兽医专修科。研究院则加设有七个研究部（政治经济、物理、化学、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电机工程、教育心理），连今年授过两次的硕士学位。今年秋季还要加添五六个研究部。
现在中大所包的部门，除总办公部分，分（一）教务处（包括注册组，图书馆），（二）总务处（包括文书组、事务组、出纳室，此外还有一个独立的会计室），（三）训导处（包括生活指导组、体育卫生组、军事训练组、卫生室），和（四）分校主任室（包括教务室、总务室、训导处）而外，直接教学的部门，分别如下：
（一）文学院 分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系、历史学系、哲学系。
（二）理学系 分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地质学系、地理学系、心理学系。
（三）法学系 分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
（四）工学院 分土木工程系、电机工程系、机械工程系、航空工程系、水利工程系、化学工程系、建筑工程系、航空工程专修班、附属技工训练班及各工厂。
（五）农学院 分农艺系（包括农业经济与病虫害两组）、园艺系、农业化学系、森林学系、畜牧兽医系、畜牧兽医专修科、附属农场三、牧场一。
（六）师范学院 分国文系、英语系、教育学系、公民训育系、数学系、理化系、博物系、史地系、艺术系、体育系、童子军专修科。
（七）医学系 分医前期与医后期两大阶段：医前期分生理学科、人体解剖科、病理学科、组织学科、药理学科、神经学科、生物化学科；医后期分内科、外科、牙科、耳鼻喉科、妇产科、骨科、放射科、公共卫生科、附属医院。（本年医院全部完成后、医后期各科尚须增设。）
（八）牙医专科学校 此系独立单位，由中央大学主办，即由我委托医学院院长主持，三年毕业，其更进一步深造者六年毕业，为医学院牙科。一切课程，均与医学院密切合作，实属“合之两利”。国家办理之牙医教育机关，仅此一所，很值得社会注意。附设牙医门诊部。
（九）实验学校 分高中初中两部。
（十）研究院 法科研究所设政治经济部；理科研究所设数学部、物理学部、化学部；工科研究所设土木工程部（包括水利）、电机工程部、机械工程部（包括航空）；农科研究所设农艺部；师范研究所设教育心理学部。就上表看来，综计十四个大单位，其中关于直接教学的有七个学院，一个研究院，一个专科学校，一个中等学校。再进一步的分析，则仅教学面，就有五十六个系科，九个研究部，共计六十五个单位。至教育行政部门和附属医院、农场、牧场、工厂和技工培训班，尚未计入。所以在大学之中，中大内容不能不算是当今最繁复的了。
说到学生人数，在南京最后一学年不过一千零七十二人。到今年则大学和研究院部分共计三千一百五十三人（随时略有增减），较南京时约加三倍。外加试验学校六百五十一人，技工培训班五十人，共计三千八百五十四人。本年大学本科毕业约四百人，所招新生，当然视合格成绩而定人数，但无论如何，必较毕业生人数多。若是多一倍，则总人数一定是四千多人了。
至于所开课程，在南京最后一学年全年共为五百二十四种，本学年则上学期为七百三十七种，下学期为八百二十九种。从本学年起，都是按照教育部所颁部定课程标准开的。
至于每周各班上课时数的总和，则本学年每周讲授时间上学期为二００二小时，下学期为一九八０小时；实验钟点上学期为一四八一小时，下学期为一五五二小时。至于实验时数，绝对不只此数，可以增到一倍，因为实验场地不敷，有上课在一班而分作几组作实验的。这种分组的时数也就不及统计了。
因为学生人数的增加，院系的增加，课程的增加，所以教员人数，不能不比在南京时要增加。现在计教授副教授一八二人，讲师三九人，助教一七九人。
战区学生经济困难的，和一般学生伙食困难的，由政府给予各种贷金。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国民政府这种宽大的培养青年政策，是每个青年应当感奋的。此外还有中正奖学金和公费免费种种名额。师范学院学生是全部公费待遇的。医学院学生从本学年一年级起，指定为公医生，也是全部公费待遇的。
这几年以来政府不断的以专门问题，教我们的教员来帮同研究，这学年内并且有时征调我们高年级的学生去参加某种工作，大家都是欣然参加，从未推却。这是我个人心中常引以为欣幸的事。
当我们初来的时候，学生受外间不成熟舆论的影响，常有要求改变课程，受所谓战时教育的声浪。那时候他们心中以为有一种短期速成的教育像“万应灵丹”一样，一吞下去就可以抗日的。我很恳切的告诉他们，说是教育，尤其是近代科学教育里面，决无“王者之路”（捷径），何况大家不是王者。学问是谨严的，是有步骤的。一种学问学好了，平时可用，战时也可用。到那境界，只看你们能不能“一隅三反”。战时教育，只须把平时教育加紧，更须加重军事体育的训练加强国家民族的意识，就可以了。当时他们表示接受，但是我知道他们心里还是不免有点怀疑的。到后来看见一班一班的毕业生出了校门，都有积极的工作，而且供不应求。再到后来他们被征调去工作的时候，知道在学校里学好的，出去可以用；没有学好的出去了有机会也不能用。于是恍然大悟。
我们在重庆四年了。这四年的日子，不是好过的。我们的学校穷，同仁也穷，但是国家在抗战的时候，谁说穷是不应该的？我们只能以大义相劝勉，以感情相维系。四年以内，我们不知道历尽了几多困难，我们只有一点可以勉强告慰于国人的，就是在这四年之中，中央大学没有停顿，而且照常进行，还有一点小小的发展。
但是敌人还是不不放过我们的，像去年（二十九年）就被炸三次，第一次是六月二十七日，第二次是二十九日，第三次是七月四日。房子被炸毁和炸坏的，不下二十几所。我的办公室瓦没有了，墙也没有了。在夏天的烈日之下，我照常的和同仁在“室徒一壁”的房子里面办公。修好以后，照常上课。我们和顽皮的小孩子一样，敌机来了，我们躲进洞去；敌机走了，立刻出来上课。幸赖师生防护服务团里各位同仁的努力，到现在为止，在我们大学的范围以内，没有死伤过一个教职员和学生。
民国二十一年我到中大就职的时候，常以十九世纪初叶柏林大学所负的责任来互相砥砺。至今回想，去这理想还不知有多远。我当时并且以找着对手方来抗日的理论，勉励学生。我认为敌人的称强，不是一方面，而是多方面促成的。我们抗日不只是我国的兵找着敌人的兵来抗，而且，要我国的农找着敌人的农来抗，工找着敌人的工来抗，商找着敌人的商来抗，学校找着敌人的学校来抗。所以中央大学抗日的对象，就是敌人的东京帝国大学。我们现在不应该问我们忠勇的将士，抵抗得过敌人残暴的军队与否，我们现在应该问我们的科学和一般学术抵抗得过敌人的科学和一般学术与否。我们希望我们以科学与一般学术，压倒敌人。就是我们的空军强大到轰炸东京的时候，我也不希望他轰炸帝国大学，像他们对付我们一样。
我认清敌人可以炸毁的是我们的物质，炸不毁的是我们的意志！炸得毁的是我们建设的结果，炸不毁的是我们建设的经验！
中华民国三十年六月十六日，于重庆警报声中
《中央大学七十年》，[台]国立中央大学印行，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