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笔名毅，浙江绍兴柯桥镇江头人。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早年求学于复旦公学和北京大学，是蔡元培的学生。罗家伦支持新文化运动，与傅斯年、徐彦之成立新潮社。罗家伦还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和命名者，曾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1926年，罗家伦留学归国后任教于国立东南大学。后历任国立清华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校长。1930—1932年，中大易长频繁，百端待理。罗家伦临危受命，出长中大，整饬办学秩序，苦心延聘名师，积极规划建设，充实仪器设备，使中央大学在国难深重之际得到充实、发展而臻于鼎盛。
刚才警报解除，敌机离开上空，我们已经开始在这不避风雨的风雨操场之内，举行本届庄严肃穆的毕业典礼。这是怎么一件可纪念而有意义的事！
我选定七七为举行毕业典礼的日子，自问事前不是不曾经过思考的。诸位，这是第五个七七，我们的国家民族完成了四足年的神圣抗战，现在跨进第五年了。
时光真快，我自民国二十一年来到中大以后，在十个年头之内，竟然亲自办了十届毕业。在沙坪坝乃至四次，却是事前谁也不能想到的是。我对于每届毕业生离校时，都不免有惜别之意，于临行前常是丁宁周至，不怕大家厌烦；当本届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我的感触尤深。因为这班毕业生是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中大被炸的那一天定榜取进来的；经过了国难期间四年的教育，今天仍然在炸弹底下送你们出去。在这弹药气味，充塞了海角天涯的年头，就是家人父子也很难有此长期团聚，乃本校师生竟能得之；今天还眼见诸位完成大学阶段的学业离校。这段经过，实在是很不容易而很可珍贵的。我为诸位欣幸，同时我代表中央大学致深切的谢意于历年教训诸位的教职员先生！
本届毕业生各院都有。计大学本科为四百零一人，连同考毕较前的航空工程专修班与畜牧兽医专修科各一班，共计人数为四百三十人。其中有几系的毕业生是以前没有过的，而今年居然有了。如大学本科的航空工程系与水利工程系都是抗战以后办起来的，今年都看见了第一届毕业生。还有医学院是抗战前两年办起来的，六年之内，未得到分文经常和临时经费，居然东凑西挪的办了六年。承该院同人的努力，并且树立了一个相当而很近代化的水准。到今天也看见读完六年的第一班医科和牙科学生毕业。眼巴巴的望了六年，时间不算很短呀！今天看见这班学生出师，我想戚寿南先生和医学院各位同人是更能感觉到满心愉快。
最高的毕业班次，应该留在最后提出，这就是指本大学研究院的毕业班。计本年考试和论文完毕，可授予硕士学位者七人，分配在四个研究部。虽然说是研究工作，应该贵质不贵量，但是人数终觉得太少了。这是社会经济困难，研究空气不发达，和研究设备不完备之所致。我于国民革命军奠定南京的时候，就迭次公开主张以为要求国家民族对外的独立平等，应当赶快先求学术对外的独立平等。以后我对清华大学的改制，建立为大学毕业生而设的研究院，就是根据这个主张。现在是科学战争的时代，而且是因外汇关系，不能多送留学生赴国外深造研究的时期，所以我当年的主张，现在更为适用。中大的研究院是我手上开班的。开战后研究部的数目，已由两个加到九个。下学年经几度接洽，尚可增加五六个。我希望将来研究院更为发扬光大。今年该院毕业生已较往年为多，我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发迹的象征。
因为战事的关系，教学上物质的设备常感缺乏，而且由于经济及运输的困难，更觉补充不易。幸而我们将南京的图书仪器一齐运出，于武汉失陷及海防被占前也设法有过仪器和药品上的添置，所以四年以来，尚能勉强应用。幸赖诸位教师的努力，使教学标准，不曾降低。这是我们在诸位毕业时，可以勉强告慰的一件事。
现在诸位毕业了。这恐怕是我和诸位在中大最后一次公开讲话的时机。所以我愿意和诸位作一段恳切的临别赠言。
我首先要说的就是青年到社会上去要有伟大而坚定的抱负。抱负是由理想而生的，所以不能不先有理想。我们不要专看见物质的现实，人事的现实，而把自己埋葬进去了。尤其是在战时生活困难的时期，一般人容易流到“择肥而噬”“锱铢必较”的习惯，再远一步的事业眼光，是常被咫尺间的生活环境遮蔽住的。我们做人做事，断不能和蚕缚在茧里一样，等人家煮死以后，才能解放。只认识现实而无理想的人，断无冲破生活压迫向上向前为正义而奋斗的勇气。现在的青年，看见生活的现实太重了，所以我对诸位做这种郑重的提醒。
要有理想，就不能一时一刻，放弃学问。理想是人生事业的蓓蕾，学问就是滋养这蓓蕾的雨露。外国称毕业典礼为开始仪式这句话。
《七七与中大青年》，《文化教育与青年》，重庆：商务印书馆，194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