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7月7日）
罗家伦
刚才警报解除，敌机离开上空，我们已经开始在这不避风雨的风雨操场之内，举行本届庄严肃穆的毕业典礼。这是怎么一件可纪念而有意义的事！
我选定七七为举行毕业典礼的日子，自问事前不是不曾经过思考的。诸位，这是第五个七七，我们的国家民族完成了四足年的神圣抗战，现在跨进第五年了。
时光真快，我自民国二十一年来到中大以后，在十个年头之内，竟然亲自办了十届毕业。在沙坪坝乃至四次，却是事前谁也不能想到的是。我对于每届毕业生离校时，都不免有惜别之意，于临行前常是丁宁周至，不怕大家厌烦；当本届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我的感触尤深。因为这班毕业生是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中大被炸的那一天定榜取进来的；经过了国难期间四年的教育，今天仍然在炸弹底下送你们出去。在这弹药气味，充塞了海角天涯的年头，就是家人父子也很难有此长期团聚，乃本校师生竟能得之；今天还眼见诸位完成大学阶段的学业离校。这段经过，实在是很不容易而很可珍贵的。我为诸位欣幸，同时我代表中央大学致深切的谢意于历年教训诸位的教职员先生！
本届毕业生各院都有。计大学本科为四百零一人，连同考毕较前的航空工程专修班与畜牧兽医专修科各一班，共计人数为四百三十人。其中有几系的毕业生是以前没有过的，而今年居然有了。如大学本科的航空工程系与水利工程系都是抗战以后办起来的，今年都看见了第一届毕业生。还有医学院是抗战前两年办起来的，六年之内，未得到分文经常和临时经费，居然东凑西挪的办了六年。承该院同人的努力，并且树立了一个相当而很近代化的水准。到今天也看见读完六年的第一班医科和牙科学生毕业。眼巴巴的望了六年，时间不算很短呀！今天看见这班学生出师，我想戚寿南先生和医学院各位同人是更能感觉到满心愉快。
最高的毕业班次，应该留在最后提出，这就是指本大学研究院的毕业班。计本年考试和论文完毕，可授予硕士学位者七人，分配在四个研究部。虽然说是研究工作，应该贵质不贵量，但是人数终觉得太少了。这是社会经济困难，研究空气不发达，和研究设备不完备之所致。我于国民革命军奠定南京的时候，就迭次公开主张以为要求国家民族对外的独立平等，应当赶快先求学术对外的独立平等。以后我对清华大学的改制，建立为大学毕业生而设的研究院，就是根据这个主张。现在是科学战争的时代，而且是因外汇关系，不能多送留学生赴国外深造研究的时期，所以我当年的主张，现在更为适用。中大的研究院是我手上开班的。开战后研究部的数目，已由两个加到九个。下学年经几度接洽，尚可增加五六个。我希望将来研究院更为发扬光大。今年该院毕业生已较往年为多，我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发迹的象征。
因为战事的关系，教学上物质的设备常感缺乏，而且由于经济及运输的困难，更觉补充不易。幸而我们将南京的图书仪器一齐运出，于武汉失陷及海防被占前也设法有过仪器和药品上的添置，所以四年以来，尚能勉强应用。幸赖诸位教师的努力，使教学标准，不曾降低。这是我们在诸位毕业时，可以勉强告慰的一件事。
现在诸位毕业了。这恐怕是我和诸位在中大最后一次公开讲话的时机。所以我愿意和诸位作一段恳切的临别赠言。
我首先要说的就是青年到社会上去要有伟大而坚定的抱负。抱负是由理想而生的，所以不能不先有理想。我们不要专看见物质的现实，人事的现实，而把自己埋葬进去了。尤其是在战时生活困难的时期，一般人容易流到“择肥而噬”“锱铢必较”的习惯，再远一步的事业眼光，是常被咫尺间的生活环境遮蔽住的。我们做人做事，断不能和蚕缚在茧里一样，等人家煮死以后，才能解放。只认识现实而无理想的人，断无冲破生活压迫向上向前为正义而奋斗的勇气。现在的青年，看见生活的现实太重了，所以我对诸位做这种郑重的提醒。
要有理想，就不能一时一刻，放弃学问。理想是人生事业的蓓蕾，学问就是滋养这蓓蕾的雨露。外国称毕业典礼为开始仪式这句话，诸位想必早已听过了。诸位毕业，不过是表示在学校的求学生活，告一段落，而不是一生学业的完成。我劝诸位在做事的时候，无论如何忙碌，每天必须抽出一定的时间看书，保留一段的闲暇去思想。不但有关自己专门知识的书要看，而且关于一般常识和人生修养的书更要看。现在的大学教育，往往容易造成狭隘的专家，不容易造成豁达的通才，是一个大缺点。希望诸位除了校门以后，能够设法补足这个缺陷。
近年来我常是提倡“知识的责任”。他的含义是，有机会得着高深知识的人，实在得天独厚，应该负特殊的，加倍的责任；而且更进一步的说，因为真正的知识，是真理的蕴藏，所有有知识的人，应该对于求得的真理负责任，不断地去增长他，实现它。正确的行为和不拔的勇气，是靠真知灼见来的。
当然，真正的知里就包括笃实的行。我们要求不断的知和行里，建立一个高尚伟大的人格出来。少年时代的激昂慷慨是没有用的，是不保证一生品格的。学生时代断指血书呼号爱国的人，以后行为不堪的很多，我已经看惯了。所以真正的品格，要靠事实的锻炼和证明。诸位一到实际的社会，就要受到魔鬼的引诱，这就是诸位人格的试金石。能够抵抗得过就能成圣成佛，不能抵抗，就要为魔为鬼。诸位在学的时候，已经有许多社会的恶影响，使诸位耳濡目染过了，一到实际的社会，自然更要感受得厉害。我想诸位到社会以后，不免发生两种大的分际。一种是因此而趋于愤慨，最后流于偏激式反抗的。一种因此而始则愤慨，继则退让，终则合流的。至于能作中流砥柱的，自不能期之于人人。在这当口，我要和诸位说几句话。因此而流于偏激式的反抗的人，应该知道，千百万人的生命，不是可以随便当作实验的；国家民族的绝续存亡，更不可以作儿戏的。因此而同化而合流的人，是意志薄弱，是人格崩溃，是绝对的可鄙可耻的。我们青年不可妄自菲薄，也不可自视过高；不可不嫉恶如仇，也不可视人太低。我们应当知道我们所处的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时代。在这大时代里面，各种不同的表现都有；有极善的，有极恶的；有极光明的，有极黑暗的，有极智慧的，有极愚蠢的。我们青年段不可以眇一目而只看见恶的，黑暗的，愚蠢的方面。试问设如我们中国的社会真的腐败到了极点，又如何能够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抗战到四年？我们看见贪污的官吏，我们更看见赴义的仁人，我们看见降敌的汉奸，我们更看见不屈的志士，我们看见偷安纵乐的败类，我们更看见流血流汗的为国服务者。我有一位很敬佩的朋友李承幹先生，他从事于兵工厂事业十几年，为国家省经费，增出产，与工人共患难，同甘苦，“艰苦卓绝”四个字他是当得住的。对于抗战建军，他的贡献极大；但是他不求闻达，所以知道他的人并不多。他虽然五十几岁，我以为他真是一位青年的模范人物。他曾经说过“人家都说中国社会怎样腐败，但是为什么还不亡呢？我研究过这道理。中国好像一个吊颈的人一样。既然一个人上吊了，为什么不死呢？因为有许多人托住了他的脚。为什么既然有托脚的人还不能把他接放下呢？因为托脚的人还不够多，力量还不够大。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多找些托脚的人。我们要劝大家不要做帮国家民族上吊的缢鬼，而都来做解放国家民族的托脚人。”我以为这番话是至理名言，大家都来做解放国家民族的托脚人罢！“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染而不淄。”这固然是立身处世的要道；但是只是自己坚，自己白还是不够的：我们要以坚摧腐，以白驱黑。
说到此地，我就要希望大家有“特立独行”的精神，“特立独行”四个字，本来是孔子在《儒行篇》上给我们的宝贵教训。国家的盛衰，系于社会的风气；而社会风气的转变，乃系于少数特立独行的人的身上。历史告诉我们是如此，一点也不错的。但现在时髦的议论，贯于迎合潮流，而美其名曰适应潮流，运用潮流。髣髴天下滔滔，都是对的；自己只是沧海一滴，顺着潮流乱滚，才算聪明。上不敢冒权贵，下不敢撄群众。所谓“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的精神，于是沦丧尽了。顾亭林说：“读屈子《离骚》之篇，乃知尧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污世，不可与入尧舜之道。”他指出屈原不愿随俗浮沉，乃是认定“义有所不当为”。杨雄作《反离骚》，“寻其大指，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其所以为莽大夫欤！”用现在的话来说，做汉奸和贪官污吏的，正式发源于顾亭林先生所指出的这种“杨雄心理”。转移风气，不是空谈可以奏效的，必须如颜习齐先生所谓要以“实文实行实体实用为天地造实绩”，才能使大家有所观感，靡然从风。我相信青年是有“是非心”的，我愿意大家秉着这是非心为世树立“公是公非”。我相信青年是有“正义感”的，我愿意大家把这正义感来具体化，使其成为扶持正义的力量！
以特立独行的精神，来做转移风气工作的时候，却不可忽视个人做人处世的风度。胸襟狭，格局小，藩篱隘，成见深的人，就无从讲风度。我常常勉励中大同学，做人处世，要持一种“泱泱大风”的气度。我认为必须如此，才是“中央”的风度。我们学科的部门虽然比较多，毕业学生与在校学生的人数虽然比较众，但是在现在全国高等教育之中，也不过占到总数的十二三分之一。若是我们自立门户，无异画地为牢。“以一服八”尚不可以，何况以一服十二三。若是诸位将来出去做事的时候，万一有校际的观念，以图安插位置布置劳力，这便是害自己而害国家，因为这最足以“败坏天下事”。国家事要全国聪明才智之士，共同担任。我们万不可存藩篱的意识，以致蚁步自封。大学既称为大，自不容有狭隘的门户观念。何况通俗所用门户二字的含义，还远够不上他当年的本旨。在近代大学里面只应该有学术的宗师，不应该有门户的分野。学派是可以有的，门户是不可以有的。如十九世纪初期的柏林大学里，黑洛尔与叔本华同时讲授哲学，而两位大师，各持不同的理论；如二十世纪初期的柏林大学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与博朗克的量子论，互相辉映，同为山斗。他们的学说，不但放射在全德国的各大学，而且传播到全世界，使全世界都有景从的人，而自己却不成为一个门户的领袖，这才是真正的大师！这是就学术而言；至于就事功而言，则柏林大学对德意志民族复兴的贡献，是很大的；然不闻这整个民族复兴过程中，从柏林大学出来的人与其他大学出来的人，有任何倾轧或自外的地方。这才是近代大学教育的伟大！至于我国，以北宋而论罢，也自有各派学术界的宗师，但一立门户，以后遂成为洛党、蜀党、朔党，纷争误国，卒致徽钦被掳。南宋的道学先生，自有其精辟的理论，但是“号召徒党，部勒标榜”，乃至临安破后，又演出崖山的惨剧。这一国一朝的兴亡，是我们可以省惕的。学校固不能分疆，个人尤不能画野。真正有抱负，有胸襟，能担当大事的人，其风度应当“往往若千顷之波”。大海有涓滴之容，所以风涛一起，便有排山的力量。现在许多人有一种错误的心理，就是喜欢看人家倒霉。人家干不好，自己愈高兴。若是不让我干这件事，便“天下事不可为”，至于自己干得好干不好是不必想的。这与“君子乐与人为善”的精神，是完全相反的。这是民族的病态心理。我们必须要纠正。我们的做法，应当是帮忙人家成功。必须大家抱着“成功不必自我”的精神，国家民族才有办法。
人生的努力，不外在学问和事业两方面；但是在任何方面，要有成功，这成功的道理是一贯的。在抗战时期，国家需人孔亟，这次诸位出去的机会都很好，所以希望诸位格外努力，格外审慎。无论是在校六年或四年，这段教育是不够的。况且，我们给诸位的教育，在这非常时期，缺陷尤多。所以我于临别的时候，觉得还是抱愧和不放心。不知不觉的，竟和母亲送女儿出嫁一样，在临别的时候，不免再四丁宁。或者这是多余的，但是这却出于诚挚的感情。我来中大的时候，希望中大做中国民族复兴的参谋本部，这还是就校内学术研究工作而言。对于离校的诸位，我希望你们做抗战建国的先头部队。
语重心长，诸位别了！
民国三十年七月七日，于重庆国立中央大学毕业典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