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 卓
2011年10月是东南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建立50周年的大喜日子，各路院友群英荟萃。在这诸多的人才之中，有一位在这里度过了青少年时代、取得骄人成就的毕业生，这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韦钰教授。她于1979年出国深造取得德国亚琛大学电子学博士学位与博歇尔奖章，1983年回国后在中国首倡生物电子学学科并建立我校生物医学工程系，她是1988年6月我校更名东南大学后的首任校长、1993年至2002年曾任教育部副部长，世纪之交开始又进行脑科学与青少年的科学教育项目，至今育人不辍。
我于1987年5月至1992年6月有幸在韦校长身边担任秘书工作，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到韦校长的工作特点和付出的努力，现从个人的角度做一些回忆，表达对这段岁月的纪念。
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大的社会环境。20世纪50年代，正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各项事业在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和学习苏联的背景下蓬勃发展。1952年10月，经过院系调整，我校被命名为南京工学院。这一年，无线电系主任陈章教授委托他的两位副系主任——陆钟祚与闵詠川教授组建成功国内第一个电真空器件本科专业，当年即招生上课。1956年，16岁的少年韦钰怀着学好科技建设祖国的理想激情，考上了这个专业。顺便说一句，中国科学院院士、曾多年担任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校长的刘盛纲教授也是这个专业毕业的。1961年，这个专业从无线电系分出去，成立了电子器件系。1977年，电子器件系更名电子工程系，2006年，该系又组建成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961年，韦钰大学毕业后欣逢国家在三年困难之后首次招研究生的机遇，她被选为电子器件系陆钟祚教授的研究生，刻苦深造了4年，到1965年8月毕业。随即留校任教。文革十年内乱造成的损失和痛苦自不待说。但年轻的韦钰不愿浪费时间，她学习外语和科技新知识，终于在1979年首批获得出国进修的机会。在国外的经历也是极其艰辛的，但韦钰克服了种种困难完成了博士学位的学习与历练。
1979年我到学校工作。还未见到韦钰，已经得知她的许多感人事迹。记得最早见到她是1983年她刚从德国回来，她当时43岁，冬天里的装束是国外的样式，一件长的呢子大衣，一双短帮皮靴，齐耳短发，一副学生模样，十分清纯，待人也很热情。在电子学界已崭露头角的韦钰，在国外抓住生物电子学、分子电子学的前沿趋势，回国后毅然转到新的学科方向，在南京工学院党政领导支持下筹建成功生物医学工程系，招收研究生。这时又逢国家改革干部制度，需要年轻的专家型的管理人才，韦钰教授不久又被推上领导岗位。
1987年1月，时任南京工学院副院长的韦钰教授被任命担任院长，这是南京工学院历史上的第一位女院长，也是最后一位院长。我是那年5月4日从宣传部校刊调到她那里工作的。在这五年间，我们经历了拓展浦口校区、更名东南大学、实行校内综合管理体制改革、庆祝建校九十周年等大事，韦校长一边负责校行政管理，同时还要主持生物电子学新学科的建设，任务十分繁重。我作为秘书主要职责是处理校长的信函、校务会议记录、办理具体事务，以及一些文字工作等。记得韦校长上任后的第一个办学瓶颈问题就是校园土地面积过小，已经影响到国家工程中心的申报等等。因为国家教委及计委（发改委）对国家级科学实验基地的设立除专业技术的考察外，还有对大学校园土地面积的要求。我们当时只有四牌楼校区（不含宿舍区）的二百多亩面积。这时，韦校长与南京市的张耀华市长、浦口区的陈学龄区长等多次联络，我也曾陪校长去过市长那里，曾随学校领导班子去浦口看地。尽管当时领导班子中对浦口校区的交通需过长江大桥有不同意见，但毕竟利大于弊，在浦口一期征地1000亩，浦口校区于1989年开工，一年后在1990年就招生了。不久，我校的国家振动工程中心也获得批准，教学科研开始跨上一个新台阶。
韦校长平时行走速度很快，在办公室走廊里，几乎是在小跑，每天的工作内容是非常多的，节奏很快。她很守时，就像精准的钟表一样，我们身边工作人员时刻感受到这种工作的压力与严格要求。在她身边，我学会了言简意赅，能用最简单的一两句话说清一件事或问题，以节省时间提高效率。
现在人们都提到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那是2005年钱学森向看望他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发出感慨：“为什么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其实，在高教界，早在此前的20年，即1985年的时候，就提出了类似钱学森之问的反省，并且找到了初步答案是由于仿造苏联的专才教育体制，将综合性大学切割成一个个专业高校，破坏了学科综合性互相渗透的客观规律，造成了通才教育的缺失。因此，一个要求恢复综合性高校办学体制的潮流兴起。名不正则言不顺。在这种时代潮流下，韦校长站在前列，日夜辛劳，带领广大师生员工，经过各方努力，终于在1988年6月使我校恢复了1921年时的“东南大学”校名。这不仅仅是一个校名，更重要的是实行综合性大学体制和开展通才教育的办学理念的实践由此进入新阶段。随后进行的校内管理体制改革打掉了分配上的大锅饭，成了教师承接科研项目的强力助推器，这次改革也成了全国高教系统的试点单位，当时全国各地高校来参观学习的络绎不绝。
1992年6月6日，我们迎来了建校九十周年校庆。当时海内外校友纷纷回到母校，著名的美国物理学家、中央大学时期的校友吴健雄教授夫妇也回到四牌楼校区，她为东南大学题词：“母校的新气象和新精神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吴健雄教授还亲自去参观了浦口新校区，在看到那里的设备齐全而整洁的学生宿舍时，吴教授微笑着拍拍老伴袁家骝教授的肩膀说：“家骝，我们以后就到这里来住住吧！”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当时陪在他俩的身边，这个场景，至今不能忘怀。在九十周年校庆期间，以及1988年庆祝恢复“东南大学”校名的活动期间，早在1921年东南大学毕业的校友也纷纷返校庆祝，如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严济慈先生、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语言学泰斗吕叔湘先生等，中央大学期间毕业或工作的海内外著名校友来的更多，包括台湾地区中央大学的代表等。常言道：一个老人就是一个博物馆。老人往往带有重要的史料和活生生的经验教训，给我们后人许多教益。著名科学家与教育管理家顾毓琇先生就是一例。他和夫人王婉清专程从美国赶回母校，在校庆九十周年期间还庆祝了自己的金婚。在庆祝仪式上，他更多地关心的是母校的师生员工团结和教育的发展。他告诉我们历史上难忘的一幕：20世纪20年代中期，正当东大名师荟萃、学科迅增、事业恢弘、校誉大著之际， 1925年1月，突发易长风潮，历时一整年，余波连三载，全体师生几乎均被卷入了漩涡，教师间裂痕加深和队伍分裂，一大批著名教授先后离去，大多去了北大清华，其中有数学大师熊庆来、国学大师柳诒徵、哲学家汤用彤、物理学家叶企孙、化学家任鸿隽、张子高、心理学家陆志韦、生物生理学家秉志、地学奠基人竺可桢、文学教授吴宓等。人们认为，当时的清华学校由于吸纳了诸多从东南大学去的名教授，为该校几年后升格为大学奠定了师资骨干的基础。这位担任过中央大学校长的顾毓琇教授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办大学领导班子和师资队伍的团结奋进是最重要的。
1993年初，韦钰校长调任国家教育部任副部长，分管科研与外事。此后我与她的联系不多，但我知道她在教育部任上又有许多新的建树。1994年她被遴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在本世纪初，韦钰院士又开始研究学习科学，并启动了青少年“做中学”的科学教育项目，历时10年，取得丰硕成果，也获得国际上的高度评价。
2006年寒假，韦院士从北京回到东南大学给研究生讲授神经教育学等脑科学领域的课程，我也去旁听了几天，获益匪浅。多年来，无论担任何种行政职务，韦教授都没有停止教学科研和育人工作。她从北京飞到南京，她的爱孙霆霆也时常陪同。
岁月如歌，一路送人前行。如今，韦钰院士虽然已步入古稀之年，但她依然活跃在教学科研和培养博士生、硕士生的学术第一线。她以科学研究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令人十分感佩。我与大家一样，衷心地祝愿她愉快康健，生活幸福，在振兴中华的长征中，不断探索，取得研究和培育人才的新的更大的成绩！
2011.7.31—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