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秉文先生与“南高”“东大”——朱耀祖

郭秉文先生与“南高”“东大”

朱耀祖

民国三年春季,郭秉文先生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撰写博士论文,同时在校研究教育的陈容先生也将完毕学士学位。当时国内正筹议设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名义上虽是国立,但交由江苏省教育当局负责筹备。由于他们二人是专习教育的,且同为江苏人,省方便邀请回国任教,并派他们在回国前到欧洲各国去考察教育。南高筹备成立,秉先生便担任教务长,陈容则任学监职务。

南高到民国四年夏季才正式开办,秉先生回国后在未到校任职前的一个短期间,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设计编译韦氏大字典,并被推为总编辑。他到校第一件事便是负责办理招生工作,那年仅录取了120名新生,从此确立了严格选拔宁缺毋滥的办学方针。民国四年到民国八年“南高”校长是江谦先生,但他长住安徽,不常到校,实际上校务是由秉先生负责的。以后到民国八年夏,便由秉先生长校。民国十年秋东南大学成立,秉先生仍继续担任校长,一直到十四年春。“南高”“东大”自成立到民国十六年改组为中央大学,前后共十二年,而秉先生负责的期间则有十年之久。所以可说秉先生与“南高”“东大”的历史是密切不可分的。

科系设置与建校计划

南高是以训练中等学校师资为目的,起初只设文史地部与数理化部,以后陆续添设国文、英文、教育、体育、农、工、商等专修科,其中农、工、商专修科原与高等师范不相关联,但基于社会需要,秉先生也多方延揽人才,宽筹经费,先后予以设置。这不但奠定了由“南高”改“东大”的基础,许多新设的科系在开创风气上也有极大的影响,尤以教育、体育两科为最。到东大时代,科系更灿然大备,计有文科、理科、教育科、农科、工科,并在上海分设商科,各科所设学系分工极为细密。当时东大除了理科为全国著称之外,农科商科等也渐具相当的规模,因此可说是一所最具规模的现代化的大学。

先生对于“南高”“东大”的建校是有一套理想的,他对于校舍扩充曾手订了蓝图。依据蓝图,除了以两江师范在四牌楼的原址为校本部外,又以丁家桥以北前南洋劝业会原址建充农科校舍,北极阁作为天文气象台的建基,玄武湖划为鱼类改良试验繁殖的渊蔽,此外并有在附近各省分设农业试验场的计划,这些恢宏的规划不仅秉先生长校时即已逐步实施,以后学校行政当局也作为重要参考资料。民国三十四年,中央大学由抗战期间的校址所在地——重庆复员还都南京,据当时担任总务长的江良规教授说:原有校舍经过八年抗战的动乱,已面目全非,幸得秉先生所订蓝本按图索骥,修葺施工和校舍分配才有所依据。

延揽人才充实师资

燕京大学故校长司徒雷登博士,在其回忆录“在中国五十年”一书中,对秉先生在“南高”“东大”办学成绩备加赞誉。最引为欣羡的是说秉先生“延揽了五十位留学生,每一位都精通他自己所教的学科”。南高东大教授阵容极一时之盛,梁和钧先生记北大(东大附)一文中有这样一段:东大“所设文史地部、数理化部、教育专修科、农商业专修科皆极整齐,尤以所延教授,皆一时英秀;故校誉鹊起。……北大以文史哲著称,东大以科学名世。然东大文史哲教授实不亚于北大”。前后在东大南高任教者为数甚多,仅列举主要教授姓名于后:

    文科: 刘经庶(伯明)汤用彤 陈衡哲

           杨杏佛 陆志韦(后往燕京)

           凌冰(暑期学校) 朱君毅

    理科: 任鸿隽 胡刚复  熊正理

           竺可桢 孙洪芬 张准(子高)

           熊庆来  王进(季梁)

   教育科:陶知行(后名行知)陈鹤琴 郑宗海(晓沧)

           廖世承(茂如)徐则陵(养秋) 程其保

           孟宪承(初教英文) 汪懋祖

农科:  邹秉文秉志(农山)胡先

陈祯(包括生物学)陈焕镛

工科:  茅以升 涂羽卿 沈祖玮

国文:  王伯沆顾实 柳诒徵(冀谋)

蒋竹庄(维乔)钱基博  吴梅(瞿安)

陈钟凡  王易

英文:  张士一  楼光来  吴宓

梅光迪  李玛利  林天兰

体育:  卢颂恩  张信孚

   商科:  李道南 沈兰清 胡明复

           陈长桐 潘序伦 瞿季刚

           林振彬 孙本文

    客座教授中体育科有麦克乐McCIoy, Giangue二人,英文有赛珍珠pearl Buck,Neprud Winrers(后往清华)二人。此外校中并常邀请名人演讲。国内有梁启超、顾维钧、张君劢、江亢虎等,国外则有美国杜威、孟禄、克尔派屈克,英国罗素,德国杜里舒,印度泰戈尔等。

先生延聘的教授,大都是留美而有高深造诣的学者。他之所以能在每一科目罗致到一、二流的教授,归功于他留美期间的广阔交游和以后几次访美到各大学去博访周咨,他留学时曾担任过留美中国学生联合会会长,并主编会刊,对留学生一般情形极为熟悉。回国担任南高教职以后,又曾数度访美,他亲自向各校当局打听出校中优秀的中国学生名单,再请校方介绍去个别接触,偶尔也观察实验或旁听教学。经过这番调查和访问,才能发掘出优良师资;而最难得的是在美经聘请的师资大都肯回国担任教职。这里值得提到一件史实:胡适之先生早年回国在未到北京大学任教之前,秉先生曾请他到南高任教,他回答说:如果不是与蔡孑民先生有约在先,他必会应聘,因为他有几位留美的朋友如任鸿隽等已在南高任教了。

还有,秉先生在校任职期间,清华学校曾两度邀他出长该校,商务印书馆也有意聘他担任总经理职务,他都先后谢绝了。教授们见他有久于其任的专业精神,因此也很少有见异思迁的。直到秉先生离校以后,教授中有不少应他校之聘者,教授阵容才有了大变动。

    建设校舍与充实设备

    南高创办时所接管两江师范的校舍,因自两江师范停办后已多年未加使用,实在破旧不堪。譬如盛称一时的口字房,楼板已见动摇,房屋四旁须加支柱,才勉可充作图书馆和实验室之用。秉文先生负责教务校务期间,先后添建了工科大楼、农科大楼和体育馆,其中体育馆的设备,在当时全国大学中是首屈一指的。以上都是用公款兴建的,此外还藉校外捐款建立了科学馆和图书馆。

口字房是图书馆和实验室的所在地,房屋原已破旧不堪使用,设备更因陋就简,秉先生原有分建科学馆和图书馆的计划,以后口字房遭了火灾,更属急不可缓。政府当时财政困难,无法于原有经费之外增拨款项,因向美国洛氏基金会请求捐助科学馆有关费用。该会特派专家来我国各大学调查科学教学研究状况,调查结果,认为东大科学方而的师资和设备,都有相当的基础,因此捐助了二十万美元,充作科学馆的建筑费,这可说是我国国立大学接受国外基金会捐助的破题儿第一遭。科学馆建筑落成以后,洛氏基金会又陆续捐助仪器设备费十万美元。东大素注重科学,因新建有科学馆,科学研究的风气便更为浓厚起来了。

图书馆的兴建,据孟芳图书馆落成纪念册的记载,由当时江苏督军齐燮元以他的父亲孟芳先生的名义捐助建筑费十五万元,此外还有军、政、商、学各界捐款一万七千余元,捐赠图书二六一二种共二九七四四册。经过程序是这样的:民国十年冬捐募款项,十一年一月四日举行奠基典礼,十三年落成。实际上齐的捐款是以寿仪移充的。当时因图书馆的建筑费用毫无着落,聚集酬应款项作为教育用途,用意是未可厚非的。

惨淡经营历经艰辛

南高初次招生仅录取一二0名,以后虽逐年扩充名额,但招生的严谨政策始终没有改变,又其入学考试兼采心理测试,实创风气之先。平时和学期考试也极其严格,优良校风的形成实源于此。秉先生在校虽不担任教课,但他常在周会或其他集会中演讲。他所耳提面命的极少为学生所忽略。事隔三四十年,学生们也还回忆到口子房失火的一晚,他在火扑灭后,随即对学生们宣布:“各回寝室休息,明天照常上课。”他处事的镇定和重视学生课业的精神另人感动,因此学生们对他的印象也极其深刻。

先生办学的艰辛,也可举两件事例来说明。第一,学校经费往往要靠向银行贷款来维持:“南高”“东大”虽是国立,但经费需向江苏省在国税款项下提取。当时省财政很感困难,经费常有拖欠情事。秉先生不时要到财政厅去催款,偶尔还要向银行借贷或透支款项来周转,甚至要透过与银行界的关系设法在省方借款范围内指定一部分拨充该校经费。惟其这样,教职员薪给才能按月发放,十年间从未拖欠。第二,招收女生开国立大学男女同校的先河,也遭遇到阻碍。民国九年春,秉先生有一次与蒋梦鳞先生同乘沪宁路火车,他们感于当时中学毕业女生升学机会较少,因此相约分别在北大和南开试办男女同校。经过了校务会议的决议和报经教育部核准的手续,当年南高暑期学校便招了五十名新生,请了牛惠生夫人徐亦蓁女士担任女生指导员(以后此项职务由李玛教授担任),秋季招生也兼收女生。不料江苏省议会表示反对的意见,教育界元老张謇(季直)先生和前任校长江谦也深不以为然。经秉先生多方说明,风波始告平息。还有一件事极少为外界注意的是:国务会议初次讨论筹设东大案曾加否决。秉先生得到消息以后,兼程赶往北京,分别向国务总理与各部部长解释并加疏通。经过复议手续,东大的筹设才见诸事实。

南高东大的成就

“南高”“东大”再创办未满十年的时光便成为全国最著名的高等教育学府,在我国大学教育史上写下极光辉灿烂的一页。当然,“南高”“东大”成就的地方很多,本文仅就学术研究上开创风气之处,举出奠定现代科学研究基础与发扬中国文化幽微两项作为结语。

由南高到东大,科学研究的师资和设备渐臻上乘,为他校所望尘莫及。最显著的是那几年清华留美公费生和各省官费生的考选,有关科学各门录取生中南高、东大毕业生占了很大的比例。以后他们在国外各大学研究也有极优良的成绩,如吴有训在芝加哥大学两年内便完成物理学博士学位,由此它的声誉更远播于海外。南高毕业生之一张其昀先生说:“母校智育的最大特色,当然是注重科学;”又说:“南高和其他高师不同的地方,即在其造就科学人才之众;”,确是事实的写照,并非子虚。

南高东大在中国文化的研究上,也自创风格,俨然为南方的重镇,学衡杂志在当时独树一帜,尤为难得,张其昀先生在这方面也有很好的刻画,他说:“南高又有一最可自负之点,即留学生与国学大师的合作。文科方面有几位大师对中国文化有透彻的研究与超越的见解。同时他们也注意于科学方法,故思虑周密,其探究事理常带有批评的精神。”

以上两方面的造就,似相反而实相成。归根究底,自不能不归功于秉文先生办学高瞻远瞩了。他罗致了优良的师资,建立了新的研究设备和环境,更难得的是培育了学术自由的风气和精神,这些是成就“南高”“东大”的重要因素。

                《郭秉文先生纪念集》[] 中华学术院印行  1961

发布时间 2007-12-19 浏览次数 14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