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中央大学的学风——张其昀

国立中央大学的学风

张其昀

国立中央大学位于南京城北钦天山下,南京为中国之一古都,亦为民国之新都,故可称为首都大学。回溯往迹,则自六朝南唐以至明初,在南京皆有国立大学,流风余韵,后先辉映。以历史地理的关系,我们的母校自有其独特的荣誉。世人有以钟山的崇高,玄武的恬静,大江的雄毅,足以象征母校的学风,这确是一种有意义的比喻。兄弟想就此三点,略加诠释,以资感兴。

(一) 崇高 国立中央大学可说是中国现代儒学复兴运动一个策源地。在五四运动以后,对中国历史文化持怀疑与抨击态度者,滔滔皆是。当时南京的我校,则屹立而不为动摇,所谓“钟山龙蟠,石头虎踞”,真有砥柱中流的气概。我校所倡导的新学术,虽深受西洋思想的影响,而不为所转移,而益充实光辉。这种儒学复兴运动,经过四十年的时间,由发轫而渐趋成熟,以期成为吾国学术的正宗,中国真正的文艺复兴。我们常以此自勉,当为世人所共见。中大初期称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当时哲学教授刘伯明先生,尊严师道,为全校重心之所寄。他汲汲于诱掖后进,其好学之勤,爱士之笃,令人永不能忘。他常说:孔子教育哲学与政治哲学,其最后目的均在于仁的实现。中国传统的教育,注重道德的实践,能自立立人者方称为士。他认为完全的人格,必须把知情意,真善美三者合为一体。人类非能遗世独立,与人为善,即不能专主情感。他在讲授西洋哲学时,常称引柏拉图与斯宾诺莎的学说。柏拉图以为吾人不必禁止行乐,但不当为快乐的奴隶。斯宾诺莎以为精神上之不健全与不幸,起于某种富于变化性事物之过分爱好。反之,爱事物之具有不变性与永久性者,则为爱天之徒。爱天一念,非道德之酬报,而为道德之本身。斯氏见解可使世人得到精神健康,而不致沦于失望之深渊。先生又常征引董仲舒之语:“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他以为学者要能知古知今,以理性为指针,而应用之于各种实际问题。要之,我校讲学的宗旨,在于远承孔孟之遗言,旁汲欧美之思潮,融合洞澈,焕然大明,以创造中国之新文化。我们的理想是致广大,尽精微,去短集长,而务求融会贯通之益。先生的主张,大学教育,通材专精,应双方并顾,总期能通达时务,而切于实用。世人或以为民国以来学风有南北两派,北以燕都为中心,南以金陵为大宗,北派趋于细针密缕,南派趋于崇楼杰阁。此类批评未必即为切当,而我校同学,多能力争上游,卓然有以树立,此种志趣,当为世人所乐许。

(二) 恬静 学者贵能自得其乐,但如何方能有此意境,则必须优游涵泳以自得之。曾文正公尝谓:“涵者为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泳者如鱼之游水,人之灌足。善读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这几句话,可以看出学问变化气质的功效。现代教育的通病,即是知识的负担太重,精神的修养太少。南高成立之始,名师荟萃,他们对中国儒学皆富于研究,一切教法皆能以身先之,注重人格的感化。他们以为宋明儒者有关修养的理论,至为精微,其言有如布帛菽麦,极为有益。程明道教人“观天地生物气象”,又不除窗前草,而说欲“常见造物生意”。有诗云:“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真有潇洒活泼、行云流水之乐趣。回忆我们在南京求学时,玄武湖泛棹,豁蒙楼品茗,随时可意会到古人光风霁月之雅怀。刘伯明先生尝谓智德双修,为最完全最高尚最可乐之事。仅有科学不能满足我人之需要.我人又需有美感,美感为宗教与艺术之源泉。青年皆富有蓬勃之朝气,无热情则索然无生趣,但若流于狂热,则易生危险。如何加以节制,俾能从容中道,此为人类文化之核心问题。亚里斯多德尝谓最大快乐在于澄思渺虑,中国古人所谓“高山大泽之思”,即是此意。昔人诗云“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先生以为我们要想达到“出山要比在山清”的境界,有大的关键在于能明义利之辨,他曾说:“吾国古来学风最重节操,大师宿儒,其立身行己,靡不措意于斯。所谓不为燥湿轻重,不为穷达易节,最能形容其精神。”他以为学者当从出处去就辞受交接处立定脚跟,而后可以讲“淡泊宁静”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所不得反求诸己。言谈举止,当循循雅饬,使人一望而觉有村醇厚和易之气。这些话都是昔年良师所提倡的精神教育的要义。

(三) 雄毅 孔子曾谓徒托空言,不如见诸行事。曾子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达。历代大教育家无不以精思力践为主,欲以功业之建树,征学说之虚实。所谓内圣外王,有体有用之学,在一面讲涵养,一面讲致知,两者同时并进。涵养则须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致知则须格物穷理,知行并重。王阳明致良知的学说,大意谓良知是知,致良知是行,吾人必须致良知于行事,而后良知之知方为完成。阳明谓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他最所注重的就是“事上磨炼”的功夫。但是我们为何不能力行,我们的病根究竟是什么呢?朱子有一段极痛切的话,他说道:“天下事所以终做不成,只是坏于懒与私而已。就如经界,就行也安得尽无弊。然十分弊也得革除九分,所存者一分半分而已。令人都情愿受十分重弊,才有一个理会,便去搜剔半分一分弊来瑕疵之,以为决不可行。都是这般见识,分明有涸天下国家,无一人肯把自己事物看。”朱子揭出懒与私二子,真是切中学者隐微深锢之弊。回忆南高的校歌,第一句即为“大哉一诚天下动”。诚字即含有自强不息与廓然大公之意。能够廓然大公,自强不息,则吾人之性即得其至大之发展,是即所谓尽性,所谓至诚。刘伯明先生指示我们:要能在困苦中不忘奋斗,方为一切事业成功之母。此正孟子所谓:“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即在以人力克服环境,创造命运在痛苦的时候,作深切的思维,从而获得新活力与新希望。古来豪杰之士,不灰心,不失望,不问境遇之顺逆与否,几无往而不自得,元气淋漓,百折不回,则其挫折我之处,正是玉成我之处。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正是我们理想中雄毅的学风。王阳明致良知的学说为中国思想上的大动脉,好比扬子江是中国地理上的大动脉。江流浩瀚,波澜壮阔,我们所受自然的禀赋,与良师的教泽,是何等深厚!文中子(王通)曰:“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四十年来,我校人才辈出,多能蔚为国器,与首都大学之地望,足以相称。钟山的崇高,玄武的恬静,大江的雄毅,可视为母校精神的象征。

张其昀博士的生活和思想》 【台】华风学会编印 1982

发布时间 2007-12-21 浏览次数 177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