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庆来与严济慈

发布者:东大校史馆发布时间:2023-02-28浏览次数:151

张 维


1957年,熊庆来(右三)回到祖国,受到了热烈欢迎,这是与严济慈(右一)夫妇及家人合影。

2022730日,熊庆来先生铜像揭幕典礼上,数学学院院长曹进德为熊庆来先生孙女婿陈力勤赠送熊庆来铜像模型

熊庆来班四名师生代表做分享发言


严济慈题:中国现代数学先驱熊庆来先生


熊庆来在东南大学这段时期培养的学生中,优秀者不少,如严济慈、胡坤升、蒋士彰、余介石、赵忠尧、周雪欧、唐培经、周绍廉、陈传璋等。这些学生日后多有造诣,成就良多,成为中国数学界与物理界的栋梁。其中,尤以熊庆来与严济慈之间的师生情义最为深厚。

 

熊庆来与严济慈在半个多世纪的交往中,彼此肝胆相照,竭诚相见,由师生情进而发展为手足情。熊庆来称严济慈为“慕光(严的字)兄”;严济慈则始终称熊庆来为“熊先生”。从1921年开始,严济慈始终是熊庆来最信任的学生和挚友。在1990年云南大学颁发第二届熊庆来奖学金仪式上,严济慈在贺文中如此深情地说道:“20年代初我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前身)读书时,曾受教于熊庆来先生。抗日战争期间,先生返故里出任云南大学校长,我也把北平研究院搬迁至昆明主持物理研究所工作。1957年先生从法国回到祖国在北京工作,我也一直工作在中国科学院。我从大学生时代起到先生的晚年,与先生交往甚密,情同手足,对先生一生,了解良深。”

 

严济慈来自浙江东阳农村,生于1900年,比熊庆来小7岁。1918年严济慈考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时,是以浙江省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的。

严济慈历来的学习都很努力。早在中学时代,傅东华先生曾教过他两年的英文。在傅先生的鼓励下,他曾给《英文周刊》投过稿,还经常练习看外文书刊。勤奋和刻苦帮助他轻松地考入了南京高师。 

熊庆来于192111月执教南京高师以后,严济慈便从此与数理结下了不解之缘。 

严济慈对学习十分认真,并且还真有股钻劲。遇到难题,哪怕不睡觉不吃饭也要把它弄懂。看着这个敦敦实实的、操着一口浓重浙江东阳方言的小伙子有这样的钻劲,熊庆来常常喜在心中。当严济慈解决了一个难点之后,熊庆来又有意识地给他提出一个新的疑问,引导他去思考。严济慈也常常到熊先生家去请教,在爱才睿智的先生和慈爱的和善的师母身边,严济慈在得到学业上启迪的同时,也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师母常对家境贫寒的严济慈问寒问暖,体贴关心。遇到开饭时间,还极诚心地留他在家里一同进餐。私下里,熊庆来多次对妻子这样说:“严济慈这个学生是个人才,我们都要多关心他一点。要培养一个人才不容易。我们国家缺人才呵。” 

在熊庆来和其他几位老师的关心和教导下,严济慈进步越来越快。他每次解题都很认真,也有自己的见解。熊庆来常常手提红笔,喜悦地在严济慈的作业上工工整整地批下一个“善”字。

严济慈对此并不满足,在完成好学业的同时,他还努力著述,抓紧分秒编著了两本书:一本是《初中算术》,另一本是《几何证题法》。而且这两本书在严济慈1923年毕业前夕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看着严济慈这两本书———学生时代的科研成果,熊庆来更感欣慰,嘴角上流露出难以掩饰的满意的笑容。

 

1923年夏,严济慈要毕业了。熊庆来心中很不平静,他想:“像严济慈这样优秀的学生,日后的前途将会是怎样的呢?如果有条件继续深造的话,那将能成为出类拔萃之才,为国家为社会作出很大的贡献。假若条件不好,很难说就要被埋没了。当今的社会,兵荒马乱,教育不兴,等待着严济慈的会是什么呢?这样好的学生,应该帮助他争取出国深造!否则,以现在国内这样的条件,他难以进一步提高,这就太可惜了。可是,出国需要很多钱……”熊庆来想到这里,心中也犯难了。他知道严济慈家庭困难,经济上无力支持严济慈留洋深造,学校又没有这笔经费,“怎么办呢?一个有为青年的前途啊!我们应该尽自己的最大能力帮助他。不管怎样困难,都应该帮他出国深造!”熊庆来陷入了沉思…… 

正当熊庆来在南京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在上海也有一个人在想着这个问题,谁呢?———在1919年、1920年这两年中教过严济慈的何鲁。何鲁与熊庆来这两个留法时的好同学、好朋友,此时在严济慈这个问题上,都想到一块儿去了。何鲁给熊庆来写了一封信,也是极力主张送严济慈出国深造,并且提出一个倡议:我们几位做先生的共同资助严济慈出国的路费和学习、生活费用,直到他完成学业为止。 

!这就太好了!我们一起来资助,问题就能解决了!”熊庆来看到何鲁的信后,高兴万分!他正为自己一人资助能力有限而犯难。因为自己没有积蓄,也不可能向老家伸手,家里两个孩子又都还小,自己确实是没有那么大的能力独立资助严济慈出国深造的。现在好了,几个人合到一起来,力量就大了。日后,自家的生活再节俭一点,总能尽些绵薄之力,那严济慈的前途就大有希望了!

与熊庆来、何鲁一道资助严济慈的还有胡刚复和段调元先生。他们几位都愿为自己的国家多出一个杰出人才而竭力相助,哪怕自己要因此过上经济拮据的日子,也在所不惜!他们内心深处为自己以这样的代价而换取一个人才的脱颖而出感到由衷的欣慰。可贵啊,中国知识分子这样的品质,这样的胸怀! 

于是,严济慈在几位先生的热心资助下,加上自己才出版《初中算术》和《几何证题法》得到的稿费,能够启程赴法国深造了。

 

时光飞逝,转眼严济慈抵法国学习已好几个月了。一天,熊庆来正聚精会神地在家中伏案写讲义,妻子姜菊缘走过来提醒他:“该寄钱了,该给严济慈寄钱了。”

可随后妻子又为难地说道:“……家中……没那么多钱了……”

哦……”熊庆来想起来了,前几天才付了医院一笔医药费。

这两年来,虽然熊庆来的薪水不低,但由于他经常生病,加上秉明的出世增加了生活开支,还有平常多多少少地接济一些生活困难的学生,日子确实过得够拮据的。妻子省吃俭用,计划度日,可仍时时捉襟见肘,入不敷出,更谈不上有什么积蓄了。

熊庆来想到这些,心中暗暗说道:“是呵,也够难为菊缘的了……”

他抬起头来环顾了一下四周,家中只有几件简单的家具,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他站起来,踱进卧室,一眼看到了挂在衣架上的那件皮袍子,他几步走过去,取下皮袍子,又几步走出卧室来交给妻子,对妻子说道:“你去,把皮袍子卖掉!”妻子不解地望着丈夫说:“这怎么行?你就这件袍子厚实点,卖了你穿什么?你这身体!”“不要紧,天气渐渐暖和了,我穿不着了。寄钱要紧!不能让严济慈在外面受苦。你快去卖吧!我不要紧的。快去吧!”

妻子知道丈夫的脾气,不便再说什么,只好黯然地抱着皮袍子走出了家门……

在路上,姜菊缘盘算开了:“这皮袍子怎么能卖呢?迪之那身体,到了冷天没有皮袍子他怎么受得了?现在要是卖了这件皮袍子,以后再买也买不起了。不,不能卖!可是不卖又怎么办呢……”思来想去,她突然想到一个办法:去找迪之的老朋友、负责中英庚款的那位孙洪芬先生,先找他私人借100元寄给严济慈,以后再设法还给他。

后来,姜菊缘和熊庆来省吃俭用,几个月内从生活费内挤出了100元,还给了孙洪芬先生。

在严济慈成为著名的物理学家之后,常常满怀深情地谈起熊先生和师母对他的无私帮助和诚恳关心。提到卖皮袍子这事时,他由衷地说道:“熊先生为我卖皮袍子的事,是事隔10年之后,在一次和师母聊天时,才偶然听师母说到此事,当时我心中真是百感交集,感动不已,眼眶都湿润了。这事对我来说,真是刻骨铭心,永世难以忘怀。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熊先生那博大的胸怀,对年轻一代表现了多么深切的关心,付出了多么深厚的热情和挚爱啊!”

严济慈与熊先生结下了经久不渝的师生情谊。在20世纪90年代,他进入晚年之后,仍深情地说道:“我于20年代初在东南大学开始,就受到熊老的悉心帮助与栽培,对他提携后进、知人善任的感人品格体会殊深。熊老痛感旧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现实,自早年从事教育工作起,就把培养人才看作是头等大计。”

 

多少年来,严济慈的妻子也同姜菊缘师母相处甚好;两家的孩子也是在一块儿玩耍、学习,一块长大的。特别是在抗战期间和1957年至1969年这段时间,两家过从甚密。严济慈夫妇经常去看望、照顾老师和师母。老师和师母也多方关心、热诚帮助严济慈夫妇以及他们的孩子。严济慈发自肺腑地说:“熊先生和师母对我的帮助是无所不至的。”


严济慈没有辜负熊先生对他的厚爱与期望。当年他远涉重洋来到巴黎以后,胸怀科学救国的宏愿,刻苦攻读,废寝忘食,在短短1年时间内就考得了3张文凭。他立即把这喜讯告诉了熊先生。

紧接着,严济慈于1925年在巴黎大学取得了数理硕士学位。1927年又获得了处于较高层次的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

从严济慈身上,法国科学界、数学界看到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水平并不低,于是,纠正了一个他们从前不承认中国大学毕业文凭的偏向。从严济慈开始,法国开始承认中国的大学毕业文凭,与法国的大学毕业文凭具有同等的效力!这是严济慈的光荣,也是熊庆来的光荣,更是中国人的光荣!

严济慈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后,旋即回国。在回国第一年中,他同时在上海大同大学、中国公学、暨南大学和第四中山大学担任教授,并参加筹备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工作。他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气力,有用不完的精力。他精神抖擞地扑在了发展祖国物理研究的事业上。 

为着深入研究的需要,一年之后,严济慈再度出国深造,先后在巴黎大学范勃理物理实验室和法国科学院大电磁铁实验室从事研究。到1930年这短短两年中,严济慈陆续发表了10多篇论文。1931年,严济慈回到祖国,筹建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担任研究员、所长,并兼任镭学研究所所长。此后的20多年中,严济慈领导物理所进行光谱学、压电晶体学、地球物理学等多方面的研究工作,先后发表论文40多篇。而且,他的论文多数在法、美、英、德等国高水平的有关学报上发表的。作为我国第一代物理学家,严济慈的研究是卓有成效的。他也成了我国光学研究的奠基人。 

新中国成立之后,严济慈先负责组建了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后又担任中国科学院数理化部委员兼技术科学部主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协副主席,以及《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的主编。

 

严济慈不仅参与开辟了我国物理学研究的园地,而且也跟老师熊庆来一样,十分热心培养人才,奖掖后进。他在培养我国第二代及年轻的物理学家的工作上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如著名的原子物理学家钱三强,初露锋芒就受到各方面注意的科大近代物理系研究生陈平,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研究生学期考试中名列第一的陶荣甲等人的身上,都浇灌着严济慈的心血。尽管后来他担负了繁重的行政领导工作,自己没有时间进实验室了,但他充分理解自己工作的意义,充分理解了当初郭沫若院长开导他的这句话:“倘能使成百上千的人进入实验室,岂非更大的好事!”

严济慈的这些作为、这些风范真是与老师熊庆来一脉相承的。他们都把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爱护人才当作关乎救国、建国大业的重要事情,而为之呕心沥血,并且宁肯放弃自己心爱的研究工作,为之作出牺牲。



本文刊载于《东南大学报》 第148920221120日 第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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