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钟英
1945年以前，我本来是一个具有爱国心但又幼稚无知的青年，知道国民党政府不好，对祖国未来却只感到前途茫茫，看不清方向，后来，是赵寿先引导我走上了革命道路。在我和他短短三年多的交往中，一直是通过中央大学工社这一进步组织来联系的，这一过程也反映了南京“五·二〇”运动的一个侧面。
1943年赵寿先和我同时在重庆考取中央大学工学院，但并不熟悉。抗战胜利后，内战危机四伏，重庆沧白堂事件、校场口事件、昆明“一二·一”惨案，使沙坪坝上的广大学生激动起来，争取民主和制止内战成了议论的主题。
赵寿先
我的中学同学陈洪元在重庆大学化学系，他组织一些中大和重大的进步同学办了一个油印小报《雍和宫》，取打鬼之意。我写了一篇文章在上面发表了，但我当时不知道老赵也是这个小报的成员。1946年5月，学校复员到南京，因路不通，我们度过了一个漫长的暑假。到南京后，我在宿舍碰见赵寿先，他说：“在重庆时通过《雍和宫》就了解你了。为团结进步同学，校内有一个地下组织你愿不愿参加？”我说愿意，他很高兴，并告诉我这是工学院进步同学组成的，名为“工社”。取名“工社”有其深刻的含义，既表示这是学工的同学的组织，也影射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一株幼苗，同时又与巴黎公社的“公社”二字谐音。他把工社的宗旨向我作了简要的介绍。他说鉴于“一二·五”游行后的“二·二二”反苏游行的经验教训，我们学校特别是工学院的进步同学没有严密的组织，以致在三青团进攻时，我们就不能团结一致对付他们。因此我们必须组织起来，学习进步书报，关心时局发展，积极扩大进步力量，开展爱国民主运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为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共同斗争。他还告诉我，目前社员仅10余人，必须是一贯表现进步并为我们所深知的同学才能参加，以保证秘密结社的可靠性，因为如被敌人发现，就有坐牢甚至杀头的危险。他再一次问我是不是愿意参加，我说：“你这一讲，我就更愿意了。”他激动地握起拳头说：“好，Unity is Strength！”他又说，因为是地下组织，发展比较慎重，还得等开学后社员到齐正式通过才行。当时在校社员不多，我们每周到玄武湖租一只小船，划到湖心去学习、讨论，学习内容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这个假期过得很有意义，至今记忆犹新。
寿先对我的帮助很大，常和我谈时事，使我的政治认识提高很快。他当时正在读一本英文版的《联共党史》，他说学英文本不易引起人们注意，既学政治又学英文，一举两得。他还介绍我读艾思奇编的《哲学选辑》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后来我都在新华日报社门市部买到了。11月份，大多数同学回校，我们也搬入文昌桥新宿舍，寿先这时告诉我，“工社”已通过接受我为社员。寿先告诉我，为了开会方便，组织8个工社社员同住一个宿舍，同时工社也向各系发展新社员。社员多了，就分小组活动。以后，小组研究，在理学院化学系、农学院农化系及工学院化工系进步同学中建立一个跨院系的公开团体“化社”。“工社”先后由饶展湘、赵寿先、程郁璞、梁益华负责，在“五·二〇”运动前后，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946年底，北京发生了美军强奸北大女生事件，中大系科代表大会开会讨论举行游行抗议问题。当时正值新年放假，部分同学离校，到会代表不齐，在反动学生煽动挟持下，部分代表反对游行，表决时退出会场，致使游行议案先通过后来又被破坏，同学们都异常愤慨。1947年1月2日上午，我正站在学校大门里面，听说大门外面金大等校的同学来中大集合游行了，看看校园内只有几十个人，大家都很着急，不知怎么办好。这时陶著（工社化工系小组的联络员）匆匆跑来说：“不要紧，我们用滚雪球的办法，宿舍里同学很多，我们先列队到宿舍去招呼他们参加。”还有别的同学也这样做。几十人立即列队向宿舍进发，到七栋宿舍一转，就汇集成了1000多人的队伍，不知是谁在一床白被单上用黑墨写上了“中大自愿参加游行同学”几个大字作横幅，我们就以这条大横幅为前导，与金大等校的队伍一块，浩浩荡荡走向市中心，举行了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游行。回校后，许多班级立即罢免了反对游行、擅自退出会场的代表，选出了新的代表。当晚，在系科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并于1月3日举行了中大全校同学示威游行，抗议美军暴行。这次游行，金大等四校同学也参加了。大长了进步同学的志气，大灭了反动分子的威风，为南京学生运动打开了新局面。
在历届学生自治会理事会的竞选中，工社也起了重要作用。从重庆沙坪坝中大1946年开展民主竞选以来，一、二、三届理事会都是由工社社员担任常务理事（即学生会主席）。固然因为工学院人数最多，全校4500多同学中工学院占三分之一以上，也因为工学院同学思想比较单纯，富于正义感，敢于猛打猛冲，有实于精神。但是也是由于工学院有工社这样一个核心组织，就像我这样一个不太活跃的工社社员，就曾参加了赵寿先动员王世德出任常务理事的一次小会。那是1947年初的一天晚上，参加“组阁”工作的赵寿先，找了王世德、方克禧和我，在大礼堂楼上开小会。寿先说，学校的进步组织联席会上，要求工学院推出一人担任自治会常务理事候选人，他认为自己太“红”了，不宜出头，最好在我们三人中选一个。经过研究，方克禧温州口音太重，我在大会上讲话也不行，对发表竞选演说不利，而且都是毕业班，故大家推王世德出来。王世德经过慎重考虑后，也表示同意，于是他就正式出来竞选了。对方推出来的是四年级的徐××，内阁阵容不强，似乎信心也不足。竞选开始了，我们方面是发动同学自己动手贴宣传标语，而徐××却是雇人来贴，同学们看了很反感。发表竞选演说那天，虽然王世德由于有些紧张讲得并不十分生动有力，还是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全校同学投票选举，王世德竞选团以绝大多数的选票获胜，正式就职。这届学生自治会为同学办了许多事，威信很高。以后就是它承担了公开领导中大“五·二〇”运动的重任。1947年5月初，第三届学生自治会的普选又要开始了，这是校内进步力量与反动势力的又一次较量。进步力量方面，还是由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简称新青社）、民主同盟及工社等组织派出得力人员组成竞选筹备小组，在全校进步的、半公开的群众团体中征求意见，酝酿提名，再经过各方面反复协商才确定常务理事人选及全部理事名单。赵寿先是民盟盟员、新青社员，仍是这次竞选筹备小组的成员之一。他告诉我，下届自治会常务理事人选，经多方研究，准备动员建筑系的梅振乾出任。老梅一贯表现进步，又是工社社员，只是“红”一些，但没有更合适的人了。后来梅振乾的内阁组成了，阵容很强。但对方却迟迟提不出竞选团，而一个团是无法开展竞选的，大家为此感到着急。这时民主墙上出了一张海报，报道说廖某为首的竞选团即将组成，而廖某是有名的进步同学，这就是说，反动分子方面如果提不出来，我们自己来竞选了。这下，果然逼得三青团分子出来组阁了，不像上届那样伪装了。国民党很重视中大学生自治会的选举，三青团骨干分子天天在学校附近开会，当时任三青团中央书记的蒋经国曾亲自到会训话，要求三青团员振作精神，“以组织对组织”，限令他们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团竞选一开始声势很大，吸取上届的教训，不再雇人贴标语，三青团骨干大批出动亲手干，而且他们有的是钱，纸张大量供应，我们的竞选经费只好在同学中募捐。他们还调来了高音喇叭，拼命叫喊“请选戚××”，还以请吃牛肉面和到栖霞山郊游作诱饵拉人投票。尽管三青团花了不少力气，但人心所向，进步的潮流不可阻挡，真正的优势还是在我们这边。普选的结果，戚团惨败，梅振乾竞选团大获全胜。
1947年春，内战日益扩大，物价飞涨，抢米风潮遍及南京、上海各地。为了维持最低生活水平，中大学生代表五月中旬以来，连续向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行政院请愿。要求增加副食费(菜金)，没有结果。有同学在民主墙上贴出倡议，要求伙食团把全月副食费拿出来按原来伙食标准吃光，没有饭吃就绝食到政府请愿去。很多同学支持这一建议。中大系科代表大会决定5月13日罢课，15日请愿，要求提高教育经费，把学生副食费增加到10万元。但罢课、游行请愿仍无结果，于是系科代表大会决定与南京专科以上学校共同行动，于5月20日向国民参政会及行政院请愿，同时联合上海交大、复旦、同济及杭州浙大等校一致行动。国民党当局闻讯惊恐万分，5月18日公布实施《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十人以上游行请愿，妄图阻止学生的行动。
我们不理国民党的一套，纷纷制作标语、旗帜，准备参加游行。我们也知道将会有一番搏斗，心情是紧张的。还是陶著想了个办法。国民党上上下下在表面上都是尊重孙中山的，不如画一张大幅的孙中山画像，下面写上“和平奋斗救中国”几个字，刺刀上来，我们就用孙中山像去挡。顾彦和说这个主意好，马上建议自治会去办。艺术系同学连夜画好了大幅孙中山像，由体育系高大的男同学抬着，走在队伍的最前面，5月20日早上大队集合时，成贤街一带已布满了军警，于是主席团临时决定由学校西侧门出去，经保泰街到鼓楼，在鼓楼与金大队伍会合后，大队沿中山路向南进发。在珠江路口，头戴白色钢盔之警察列队横亘于马路上，经学生交涉，警察仍不让路。主席团就带着队伍，前面的同学抬了孙中山遗像往前冲，警察果然愣了一下，大队乘机冲破封锁线，三人一排手挽手往前飞奔。这时，水龙、木棍没头没脑地向学生冲来，打来，我只觉得衣服湿了，背上挨了一棒，但总算冲过去了。我们开始抵抗，在街上展开一场混战，飞来的木棒满地都是，我拾起一根木棒向警察宪兵群中扔去，正好落在一个宪兵的头上。混战之后，主席团通知大家向国府路（今长江路）大队靠拢，断后的同学不少人遭到毒打。经济系的黄斌，身高力大，带着照相机在混战中拍照，几个警察围攻他一个，他负了伤还打倒了几个警察，跳上一辆马车冲出重围。一个警察打红了眼，冲进了学生群中，被痛打一顿。队伍集中到国府路后，前面是以骑兵队为首的几道封锁线，如果硬冲，必造成重大伤亡。我们就地停下展开宣传。经过谈判，当局接受了我们提出的条件，并撤除了封锁线，直到黄昏我们才经国府路、碑亭巷回校。
经过“五·二〇”血的教训，许多中间立场的同学都认清了国民党的真面目，转向进步。然而，我们也看到形势是严峻的。华北学联提出定6月2日为反内战日，号召全国同学举行罢课示威游行，南京也响应了，中大系科代表大会以全票通过了这一决定。但是后来知道是中共地下党通知中大新青社，如学生再游行就会遭到更大的镇压，那么我们将付出更大的代价，决定改变策略，通过全校进步社团酝酿，统一了思想。“工社”“化社”等社团都向下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几天之后，中大系科代表大会又以全票决定“六二”不游行，改在校内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暴行的集会，既避免了损失，又显示了力量。有位知名人士得知后说，学生们有这样强的组织性真了不起。
赵寿先因担任中大学生系科代表大会常设委员，“五·二〇”游行时他还是游行大队的纠察大队长，反动学生注意他，他这时处境比较困难，我与他接触也少了。1947年7月初，毕业考试结束，学校放假，听说国民党要对学生实行大逮捕，寿先来找我们商量对策：公开露面较多的要设法转移；有亲友的可以暂时避风；剩下我们出面不多的只将“禁书”转移一下，估计国民党抓不了那么多。樊锦荣、顾彦和都有亲人是中大教授，各自去了；周德诚负责将我们的“禁书”集中起来，藏到学生公社图书馆；我和莫愍、龙盛绩等四五个人坐在宿舍里，买一瓶白酒和一些花生米，大家谈笑风生。“恭候”到晚上九点多也不见动静，才各自回自己房间睡了。假期中运动转入分散活动，毕业班同学拿到文凭就自谋生活出路去了。9月份，我到台湾糖业公司工作。
后来工社留校的社员大都参加了新青社，许多人入了党，不少人解放后成了各条建设战线上的骨干。赵寿先解放前虽然也给了我他上海的地址，但后来他来信，让我不要给他去信，从此便不知音讯。解放后才知道寿先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被军统机关逮捕，已于1948年11月24日英勇就义。原来寿先作为南京学联的代表曾数次出席全国学联筹备会议。全国学联在上海秘密成立后，他当选为理事。中大毕业后，他去沪参加了全国学联的工作，经中大校友刘宪贞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他在上海一些学校和进步青年中秘密发展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简称新青联），并通过新青联以中大校友会等方式开展活动，出版油印小报，宣传革命思想。寿先还以民主党派的身份参加农工民主党工作，他是上海市农工民主党青委的负责人，坚持与反动派斗争。他在极其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勇敢机智地战斗着，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1948年10月，上海的一个印刷秘密刊物联络点被敌人发现，特务终于找到了寿先的住址，10月31日他不幸被捕了，关押在威海卫路成都路口的军统上海分部。被捕后他设法把自己被捕的消息报告了组织，避免了组织受到更大的破坏。就义前，寿先告诉同室的难友周德诚说：“革命的道路不是平坦的，总会遇到坎坷，转告同志们不要灰心，继续前进。”他并要小周设法转告难友把一切“罪责”统统推到他一人身上，要争取让更多的人活下来，继续工作。寿先在火热的斗争中百炼成钢，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牺牲时年仅25岁！
（《青春壮歌 全国”五·二〇”运动亲历者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