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励前
1949年国民党统治崩溃、人民迎接解放，天翻地覆慨而慷，社会大变革行将到来。
16岁的我，高中刚刚毕业，既庆幸生活安定下来，却又不知道未来如何。不久得知各大学和以前一样照常暑假招生，心里踏实下来，还是一样进大学读书嘛。一口气考了三所学校——南京药学专科学校、南京大学（原中央大学）化学系和金陵大学物理系，所幸全部考取了。我对物理的兴趣比对化学的高，按说应该上金大，但是它的学费颇为昂贵，而南大是公费，所以后者成为我的选择。1949年9月入学。就这样，我成为新中国第一批招收的大学生。
当年南大化学系一年级新生，只有9男9女，比工科几十人一班，冷清多了。读了一年，因为国家要大规模建设，不少理科学生想要转读工科，我也受到影响，钻实验室做科学家的理想被做建设国家的工程师所替代。当时各系来去自由，想转哪系只要该系主任签名同意就行了，不需要任何其他人批准。南大工学院科系很多，去哪个系呢，同班同学议论开了。和解放前一样，认为土木系、电机系是铁饭碗最吃香，而化工系、水利系、航空系等吸引力较差，其实似是而非，都带有极大的主观想象成分。例如说化工是做肥皂什么的，航空系要上天打仗，水利系太苦等等。我选择了要求物理和微积分成绩都要在70分以上的电机系，当时班上只有另外一个女生也达到了这个分数线，我和她不分前后地去找电机系主任陈章教授签字。好几个男同学向土木系走去，他们喊我：“王励前，你和女生在一起干什么？和我们一起去土木系吧！”就这样，我就转到了土木系结构专业去了。想起来真有意思，专业理想竟然建立在一知半解上，改选专业因羞于和女生并肩走路，一霎那说变就变了。
我转读的土木系这个班有52个学生，全系大约200人左右，气氛活跃多了，感觉很爽。解放不久的大学，要参加不停顿的各种政治活动，如土改、镇反、抗美援朝、参加军干校、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破旧立新、激发为人民服务志向，树立新的世界观，政治运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使我们强烈地感觉作为新中国的大学生，负有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的使命。可是对于学习课业，损失就难以弥补。加上学制缩短，精简课程，提前毕业，所学就更少了。
我毕业后工作了整整60年，先在部署冶金设计院工作了30年，后来又在部署电力院工作了20多年。根据切身经历，就大学如何培育高层次科技人才，满足设计研究人才需求着眼、检视解放初期大学教育，颇有一些感触，其要者有如下几点：
其一，甫一解放，大学教授治校、学术至上的传统就立即改为党的一元化领导、政治挂帅的新方针。这在破旧立新的当时，无可厚非。只是留学欧美的教授们，明白自己处于被改造地位，力求适应新形势，带着惶惶然的心态，老得作自我批评，夹着尾巴做人，只好像教中学一样，仅仅向学生灌输知识。其个人的学术观点、治学方法、独到研究、师道传承，以至人品风格，都不敢敞开表达，唯恐被斥为资产阶级毒瘤。平时师生交往就少，运动来了更为开会批判所代替。大学的灵魂——人文传承、塑造人格的精神力量极大地丧失。我们在大学里，好的是树立了为人民服务、为祖国献身的强烈愿望，初步建立了革命的世界观；缺的是没有熏陶出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独立精神；也没能锻炼出敢于担当、勇于创造、独树一帜的开拓观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於至善”，中国传统士人的情怀，被简化成为驯服的螺丝钉作用，在我们大学时代已经很明显了。多少年没觉得是多大的缺失，中年之后才感到与前圣外贤相比，精神世界缺了一大截。当然，人文精英主要依靠自我培养，但是大学、大师对于青年的熏陶作用之大尽人皆知。知识分子优秀传统的中断，至今尚难完全恢复，其损伤肇始于我们的大学时代。
其二，片面强调适应当时建设直接需求，大量删去或精简基础理论课程。我读化学系时普通物理和普通化学的学时已经不足，理论化学、理论物理被精简，读土木系时材料力学、结构力学、流体力学、土壤力学、电机原理、机械工程缩短了学时，数学物理方程取消，高等数学函数不知为何物……相反地，应用课程如RC结构、房屋建筑、卫生工程、汽车原理、道路工程、水利工程、普通测量等等，学了不少，但也不深不透。当时大学专业设置和招生名额取法切合国家建设需求，毕业生改行的比比皆是（永远也难以避免），我分配到重工业部设计院只搞结构设计一年，就被要求改行搞暖通，又演变为搞环境污染治理。深感所学的专业课用不上，基础理论缺失又影响新专业的学习，限制了知识的精进。采纳苏联的专才教育模式，除了狭窄的专业，其它知识贫乏得可怜。抛弃欧美的通才教育，难以触类旁通，难以学深探微。说实在的，我从大学里出来，不少基础知识还仅仅是高中水平，以后深感限制了自学能力。那些对数理程度要求较高的知识和观念，一辈子也难以吃透和掌握。虽然我自学努力，同事们还认为我的学识较广较深，其实我自己明白，基础底子薄弱，大大限制了我的知识水准。
其三，外语教学走了过场。语言被打上阶级属性，英语几乎被认为是反动派的语言！解放前，英语学时比数理化还多，1949年以后，鄙美、仇美情节连带着把英语也视为可有可无的辅课。连书中的科技术语加注英文的传统做法也被废除，教授讲几句英文也属犯禁。这一个外语弱化的时期，一耽误就是几十年，极大地妨碍了工程人员的视野和新知识的掌握，更难以和外国学者交流。中国科技人员的外语程度至今没有恢复到解放前普通大学生的水平。后来大学改学俄语，可是六、七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至今有几个能流利阅读俄文书籍的？我在南大英文经过考核，可以免修，所以选修了化学系学生常常进修的德语，一代权威张威廉先生亲自授课，可是一周一节的辅课，没几个同学认真对待，能够得以阅读德文科技书刊，是后来事倍功半自学的，我在校时南大理工科的外语教学十分薄弱。
我们毕业于1952年，带着满身的幸福感，投身于祖国的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那时候，江浙沪的大学毕业生成千上万地分配到东北，在50年代开始的156项苏联援助工程、1964年开始的三线工程、以及改革开放后引进西方技术的项目中，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都起到骨干作用。可以不夸张的说，我们这一辈人挑起国家工业化的大梁。
改革开放以前，国家经济几乎山穷水尽。1979年，我所在的中国第一个设计院，给我27年工龄老单身职工的住房待遇是不住上下双人床。三口之家的家庭住房有小到7平米的，大的不到13平米。石油设计院系友的孩子七八岁了，还没住过房子，在油田的帐篷里长大读小学。当时大家也没觉得生活有多苦，难过的是政治运动压力大。挨整戴帽子不说，就连党团员后来也被当成是社会主义墙角的臭知识分子了。
而今，国家强大了，经济壮大了，我们也80多岁了，过上了我们这辈子最好的日子。大部分同学房子百八平米、退休工资五六千元、比上差得远，比下好不少。去年母校校庆110周年，53个土木系1952年毕业的同窗，仙逝了三分之一，能够回来参加校庆的只有6个人，耄耋老矣，形象不佳。校庆日，一位女士用长镜头在大礼堂前“偷拍”了我们几个，我看到了，心想我们一定被当成了一景！一帮糟老头子！一帮历史遗存！和生气蓬勃的年轻在校学弟、学妹相比，真是恍若隔世。但是我们很高兴，看到了祖国更加光明的未来！看到了母校新的风采！特别巧的是，那位虽然也退休了、但是看起来很有风度的拍照女士，竟然也和土木系有缘！后来她把照片发到我的邮箱里了，成为我们怀念母校的见证，真要感谢她！
记忆犹新的一幕是，我们毕业时，就在母校著名的圆顶大礼堂里，我们敬佩的石西民同志（当时南京市委宣传部长）语重心长地勉励大家：“希望毕业的同学们健康地为祖国工作40年”。可以告慰他的是，我已经献身国家建设整整60年了，至今仍然工作，而且满勤。无论如何，母校的培养是我服务社会和人民的基础，对母校的感情是与日俱增的。
得知母校正式认可我们这一届也是原中央大学的学生，我们更加高兴。这样一来，我们成为了老中央大学的最后一届学生，又是南京大学的一届学生，有哪些大学生有我们这种历史幸运呢？
（作者为工学院土木系40级校友）
中央大学南京校友会编印
第32期（P8—11）
2013年5月20日·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