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教育与大学

发布者:东大校史馆发布时间:2018-03-13浏览次数:409

杨杏佛

   杨杏佛(1893—1933),即杨铨,字宏甫,号杏佛,江西清江县人,经济管理学家,辛亥革命社会活动家,中国人权运动先驱,中国管理科学先驱。1910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任总统秘书处收发组组长,后赴美国,先后在康乃尔大学、哈佛大学学习。杨杏佛主张科学立国、教育救国、实业兴国,留学期间发起创办《科学》杂志。19198月,杨杏佛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东南大学)任教,曾担任商科主任、工科教授等职。五四运动后,开始积极宣传社会主义,192012月,杨杏佛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教育科学术讲演会上讲《教育与劳动问题》。192255日,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南京玄武湖举行马克思诞辰纪念会,杨杏佛应邀在会上作了《马克思传》的报告。认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极有实用的价值。

  

  学校之不谈德育久矣。自江苏财政委员会有议裁国立自治学院之举,人格教育四字始出于办学者之口,而为国人所注目。张君劢氏以人格教育为自治学院之所特重,因谓自治学院,有一日之长。难者则谓人格教育为一切学校所公有,自治学院不得而专利。两者之言皆是也。自治学院于世风日趋卑下之际,知重人格,诚为独到之见;而难者以一切学校皆当重视人格,亦理所当然,无可非议也。顾今之所争不在学校之应否重视人格而在学校之有无人格教育。人格教育至几为一校所专利,则寻常教育家之忽视人格可知。民国十三年来,政治道德,社会道德,一落千丈,国人久不知人格为何物矣。吾人大索十日,乃仅仅见之于苏省财政会议席上:西狩获麟,诚不祥之物,宜乎主张裁撤自治学院者对此益感不安,而反对裁撤者对此亦默无一言也。然而十三年来国家祸乱之消息皆当由此两字参之。此两字虽为一部分教育家所厌闻,吾人固不得不犯颜一论之也。人格教育在旧学制中未尝无纸上之提倡,伦理修身诸课程皆教人如何为人之学也。其弊在徒尚空谈,墨守旧说。教者为违心之论,学者亦姑妄听之,所谓伦理修身诸学遂成课程表中之装饰品,社会亦以具文视之。民国成立,学制学风日趋美化。功利主义职业教育之说盛,人皆明生利之重要,职业之可贵,初不知功利职业皆不过人生工具之一也。旧日虚应故事之伦理修身诸课,至是多为专门以上学校所删弃,去虚伪,省光阴,此举诚近今学校改革中之一大进步。人格教育绝非书本与讲演所能奏效,此为一般教育家所公认。故废修身伦理,未必遂轻人格教育。特既废书本讲演之人格教育,而不能以生活熏陶之人格教育代之,学者无所适从,其弊遂不可胜言耳。


人格与职业

       国人之出处苟且,寡廉鲜耻,至今日为极。贵为阁员,曾为代议士清为校长,宜可以为民表率矣,而考其出处,察其操行,多有不可告人,为匹夫匹妇所羞为者。说者见此辈挟有西国学位,其所嗜好,又皆力模西国资本家,遂谓为欧美拜金主义与职业教育之流毒。不知欧美虽拜金,其取金有道,虽重职业,其就职有方。最近美国之石油贿案,—经发生,阁员下狱,凡牵连之官吏,无不按律治罪,视中国人士苟有公款过手,无不吞蚀自肥,贵为总统,贱为仆役,几无一能免,而社会反视为当然者,其拜金道德相去何可以道理计。近人提倡职业教育,几于视职业为道德,奉成功如神圣,以一时之侥幸成败,定人品之终身优劣,举数千年安贫乐道之风,毁灭无余,以为非如此不能与西人竞富强,岂知富强之基即由此毁。西人不可一日无职业,然法占鲁尔,德之矿工宁冻馁不肯为敌服务。彼岂不知业之可贵,乃甘自荒其身,则以有大于职业之国民责任在也。孰谓职业之中,不能表现人格哉?中国连年政争不已,是非不明,皆人才急于求用,重职业而轻人格所致。无论大奸巨猾,一登高位,则天下之学者英雄莫不奔走其门,愿供驱使。但有利禄无不可招之才,但有金钱无不可致之名,故权奸宵小,益复肆无忌惮,而社会之正气荡然无存矣。向使重职业者亦重人格,政治家不为奸人画策,实业家不为奸人理财,教育家不为奸人沽名,乃至小工小商皆不肯苟且谋食为奸人用,则国中虽无锄奸革命之师,正言民气已足夺武人权奸之魄,何至贿赂遍于天下,奸诈深入人心,以数千年敦尚礼教之邦,其民德反视后进之欧美有愧色哉!


人格与新旧道德

       吾人论今日民德之卑下,辄以处兹新旧过渡时代,旧道德已失其效用,新道德尚未树立为解释。不知道德或有新旧之分,人格则亘古今中外初无二致。所谓人格者,有理想崇尚之格而能虔诚实行之谓也。分析之,实含有三要素:<一)理想之标准,即所谓格或道,此为理智的。(二)愿崇奉此格或道之牺牲精神,此为感情的。(三)此精神从日常生活中之实际表现,此为实行的。阳明主张知行合一,所谓知者实指理智之标准,所谓行者即合情感与实行之表现而言,二者合一,斯即今人所谓人格养成也。美哲学家罗意斯(Josiah Royce)著忠之哲学,以忠为解决一切道德学问题之本,而其所主张者,则为忠于所忠。所忠理想之标准也,忠则情感与行为之实现也。易言之,亦即人格之陶铸。故孟子之杀身成仁,陶渊明之忧道不忧贫,方孝孺之死节,罗素之非战下狱,其时地与信仰虽各不同,而为人格之表现则一也。今之新旧道德问题,皆理想标准之变迁而已,无论其人为主张忠君之宗社党复辟党,或为信仰共产之社会党安那其党,其必有忠其所忠知行合一之人格,然后乃可有为,乃不愧为人,则为一定不移之论也。道德标准之不同,对社会言对时代言则可,若对个人,则无论其今吾故吾之差别如何,其在某一时代必有当时自认之理想标准,苟所言行与此相背,即为自相矛盾丧失人格之流,虽罗列千秋万国之道德标准,无以自解也。此就知识阶级有主义而不能实行者言之,若未受教育之社会,本无理想之生活标准,自不能责以奉行何物,此辈但知勤劳衣食求偿其物质之欲望,既不能为大善,亦不能为大恶,其知识行为,去上古之原人仅一间而已。今日为国中祸乱之原者,不在不知有格之愚陋阶级,而在知有格而不能为人之知识阶级。主张旧道德者所犯乃为不忠不孝,欺伪诈骗;主张新道德者所犯乃为不爱国,不平等,残忍自私。以其所言,迹其所行,皆为其主义之罪人。故就表面观之,知识阶级似新旧派别分歧,主张各异,若进叩其内容,则皆暮夜乞怜白日骄人之伪君子,其手段虽不同,而人格破产则一。呜呼,孰谓中国不统一哉!


人格教育与大学

       世风如此,不特无以立于世界竞争之日,即在闭关时代,亦五代金元而已,求其不祸乱相寻分崩扰攘得乎?故谋救国者,首在正人心,此非迂腐之谈也。法大革命揭橥平等自由博爱三义,美独立战争亦以人类平等主权在民相号召。既张大义,群起赴之,富贵不淫,威武不屈,卒底于成,虽政治革命而实人格奋斗也。天下未有无人格之民,而能得政治独立者。使福禄、倍尔、卢梭而为华歆、扬雄、李克用之流,华盛顿、佛兰克林而为操莽袁世凯之辈,岂有今日壮严灿烂之美法共和国;故吾谓张君劢氏以人格教育立自治之本为独到之见也。惟自治人才不限于自治学院,今之大学中学之学生,皆未来之民国领袖也。而以地位论,大学之责任尤重。古圣王之设乡校,实为州里立清议之基,后世太学书院,其是非亦足左右天下,降及明末,复社之书生,猷足使阮大铖畏惧,至纳贿乍怜以求一顾而不可得。太学书院非有生杀进退之权,而天下人敬畏之,乃胜于朝官贵绅,则以当时学者,皆有卓然树立之人格也。社会受其薰陶,而顽夫廉,懦夫立,其影响亦何大哉!今则何如,教育家奔走权门,沾余沥而自喜,学校校长学生剧秦美新,以军人官僚之小惠骄人。昔之阮大铖以士林之一顾为荣,今之士林以阮大铖之一顾为荣,而其自命则固社会清流青年模范也。大学人物之人格如此,军人官僚可知,社会人士又可知,故欲挽狂澜正风俗当自大学有人格教育始,而大学之人格教育又当自校长教职员之敦品励学以身作则始。曾国藩谓“风俗之厚薄视乎一二人心之所向”。此所谓一二人者,当然非寻常之贩夫走卒,而为负有扶翼名教责任之知识界领袖也。欧美社会,一言一动莫不以其地之大学校长与教授为模范,其尤贤者则为全国所景仰,乃至为举世烟斯被里纯之源泉,如赫胥黎、汤姆生、爱立娥(哈佛大学前校长)、华特(康乃尔大学前校长)之类,虽百帝王不足抵其势力也。试问中国今日大学之校长教授何如?野心者奔走权门,藉教育为政治之工具,自好者苟全性命,以学校为逐世之山林,本无作育之心,何能收感化之效?亦有少数学校以科学文学成绩自豪,以为学生得此已足,不知学问不过知识之利器,可以为善,亦可以为恶,苟于对己对社会对国家对人类之责任无深切之了解,与忠诚之奉行,则其所学徒济其恶而己。故无论何派人物,必有服从主义不私小己之精神与操守,然后可以感人,可以济世。论者每叹今日学风嚣张、社会堕落,不知其症结实在学校领袖自丧人格也。
       然则中国之民德岂遂江河日下,无可挽回乎?是又不然。中国为数千年重士之国,虽近年思想多变,然其敬学爱德之根性仍在,诚得少数士林领袖坚苦卓绝,居高提倡,使天下之人皆知重气节,崇实学,则奔竞依附之风自绝,吾人所崇拜想望之两汉风俗欧美民德皆不难立致也。光武继新莽纂夺之后,以帝王一人之力,犹能使东汉节义为百世法,况当共和之世,以全国大学肩教育之责乎。惟大学之责任既如是其重,则大学校长之人选更不可不慎,欧美之大学校长,多为著作等身望重士林曾任数十年教授之学者,绝少五十以下之人。实至名归,水到渠成,故无竞争之可言。吾国昔日之书院山长亦必择道高德崇之文学泰斗为之,绝无侥幸获选者。今人见学校师生不能相感,学风日敝,颇有主张恢复书院制者,不知得人则书院学校皆能收潜移默化之功,不得人则书院学校皆为师生通同作伪欺骗社会之所,区区形式之变更岂能转移风俗哉!吕新吾《呻吟语》中有云:“君子当事,则小人皆为君子,至此不为君子,真小人也:小人当事,则中人皆为小人,至此不为小人,真君子也。”余最服膺其言,以为深明风俗升降之枢机。大学校长之人选所以当慎重者,正以全校大多数之教职员与学生,乃至其所居之社会为君子为小人皆由其一人之趋向决之也。世间真君子少,真小人尤少,故改善风俗未必遂难于败坏风俗也。有有人格之校长,全校必皆努力于人格之修养,不待赏罚劝告也。有无人格之校长,则全校之人格,必自然堕落,亦不待威胁利诱也。上之感下,如响斯应,势所必然也。

       以吾所言,校长之人选似若甚难,或且虑全国之大,将无一人入选,此实杞忧也。吾所认为合格之大学校长,但能重廉耻,有专学,而为国人所信仰者足矣。大学为最高学府,无学则不足为士之模范,大学又为全国之师表,不廉不耻,则无所不取,无所不为,何以劝德,何以励俗,而所谓学问廉耻者从何识之,自不得不就其平日行为能否得士林与社会之信仰断之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中华民国之大,岂不能得敷十大学校长哉。呜呼。今日何日,非江浙战云弥漫全国之时乎?以十三年之苟安自私,优柔寡断,而酿成今日灭门之祸。聚两省五千万之人民不能得乞命之和平,但有流离奔避死伤冻馁而已。人格何在,民权何在,生命财产之安全又何在?佛兰克令曰,“舍自由而求安全者,必两失之。”此江浙之民,亦全国之民也。时至今日,而犹不提倡人格教育,吾恐共管之说,不待人迫,吾民将自甘之如饴矣。顾亭林谓“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今其时矣,国人其猛省!大学平素以最高学府自居?衣
食于民,其速起为全国树立人格之先声,勿使东林复社地下笑人也。

  

  

民国十三年九月九日作于南京

《杨杏佛文存》,平凡书局,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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